随着2018赛季中超大幕的拉开，U23政策迎来了第二个年头。
头一年里，有关U23政策的主要规定为：中超、中甲联赛大名单至少包含两名U23国内球员，其中一人必须首发。
而在去年岁末，中国足协在召开俱乐部会议时，正式确立了当年5月就通气附加的规定：中超、中甲以及足协杯赛中U23累计出场人数不少于外援单场累计出场人数，且至少一名U23球员首发。2月26日中国超级杯比赛过程中，广州恒大淘宝和上海绿地申花实际上已经执行了这个U23政策的2.0版本，不少人惊呼新赛季的中超换人“就跟算算术一样”。
U23政策自颁布起，就一直是各大足球社区里嘲讽的“重灾区”，各路懂球帝们对其的评价众口不一。不过，想要理性地评估一个政策的好坏，我们通常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公众接受程度、有效性及其效率。接下来我们进行逐一讨论。
【利益相关者诉求不同造成公众接受程度分化】
从圈内圈外人士的发声来看，U23政策在舆论层面普遍不受待见，这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不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球员是参与联赛的主体，他们意见上的分歧当然是以23岁这个年龄线为坎，一些老将和中生代的球员表示，这个政策让他们中大多数无法踢主力的人“24岁就可以退役了”。而U23球员则通过优惠政策得以获得更多出场机会以及更强的工资议价权。
▲江苏苏宁易购俱乐部的球员姜灏毫不掩饰对U23政策的不满。
俱乐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青训基础较好的球队，尤其是豪门，拥有更好的年龄结构，无需过多考虑政策的影响。但底子较薄的俱乐部，缺乏能力出众的U23球员，也就难免上演在开场没多久就用原本的主力替换掉U23首发的尴尬场景了。
联赛的商业价值受到了波及，这当然是转播商和赞助商最不愿意看到的。早在去年5月足协发布U23政策2.0版雏形时，运营中超版权的体奥动力总经理赵军就在朋友圈里表露了她的无奈。随后通过和中超公司的谈判沟通，今年年初双方制定出了新的方案，把原本5年80亿元的合同延长到10年110亿元，来降低双方的运营风险。
球迷，当然是评价该政策最自由的群体。有的出于联赛观赏性降低而不满，有的因为挖掘出了政策漏洞而嘲讽，还有的，或许只因为这个政策是中国足协颁布的，出于对足协长期的固有偏见而进行口诛笔伐……
当然，除了U23球员，还有一类人支持U23政策，那就是国家队教练。不论是国家队主教练里皮还是他的助手、U23国家队主教练马达洛尼，都曾公开赞扬政策的积极作用。不论他们是处于加快年轻球员成长还是有助于国家队用人的目的，里皮团队重量级的站台都为U23政策减轻了不少舆论压力。
▲里皮和马达洛尼。
但不论如何最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是否接受U23政策，大都是各方受到了各自利益的驱使而做出的判断。
【有效性和效率：U23球员上场时间在2017赛季不升反降……】
想要弄清一个政策是否有效，至少需要先知道该政策的目的是什么。按照足协的说法，U23政策是为了“有利于中国足球整体发展，有利于中国本土球员的培养，有利于国家队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保持职业联赛健康、稳定、持续……”
所以为了方便和直观，我所采用的指标分别是U23球员上场总时间以及国家青年队战绩的变化。
令我非常吃惊的是，经过一番统计，2017赛季中超U23球员的总上场时间反而不及没有政策限制的2016赛季。
统计过程中我发现，2016赛季不少1993年出生刚好23岁的球员，在没有政策保护时，得到了相对大量的出场时间，而这些球员大多在2017赛季24岁时沦为了U23政策的牺牲品。而1994年出生的球员虽受到政策的优惠，总体上却反而不能让俱乐部在2017赛季用得放心。
▲数据来源：搜达足球。
而在国青队层面，中国队原本分别在2016年的U23和U19亚洲杯上都没能小组出线，2017年实行的U23政策并没有帮助我们在2018年年初的U23亚洲杯有所前进，仍然是小组出局，尽管杯赛性质的比赛会具备一定的不确定性（或许比如裁判的争议判罚）。
因此，至少在U23政策实行的第一年，它并没有展现出有效性，于是也就没有必要讨论政策起效所花费的各种资源，即政策的效率了。
【但U23政策一定是个失败的政策吗？】
并不见得。
最近笔者在英国的拉夫堡大学修读体育管理专业，我的导师、主攻体育社会学和体育政策的教授Alan Bairner甚至觉得，英足总也应该推行强制年轻球员上场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刚刚在U17世界杯、U19欧青赛和U20世青赛上获得冠军的英格兰好苗子们。“近年来英足总重视的草根足球改革收效显著，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年轻球员，但英超球队仍然更倚仗巨额采购的成名巨星，本土新星多数都难逃租借漂泊的命运，”他说道。
“中国地大人多，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和地理特点，并不能一味照搬外国的理念来发展足球。”这是我去年在采访恒大足校教练Sergio Zarco Diaz时收获的一个观点，而我的另一位研究体育法的老师Serhat Yilmaz对此也很认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两码事，我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一些合理的政策刚一出台就会受到那么多球迷的指责。”
其实类似U23政策的举措在中国并非没有先例。足协曾在2002和2003年两个赛季的甲A推行过U21政策，即每场比赛都必须派出U21球员出场。虽然杜威、曲波、孙祥等直接受益者所在的国奥队没能杀进雅典奥运会，但后一批间接受益者冯潇霆、赵旭日、周海滨等被破格提拔进一线队的球员所处的国字号梯队却在2004年夺得了亚青赛亚军，2005年闯入了世青赛的16强。
▲2005年世青赛中国队发挥出色。
近邻韩国从2013年起也在推行U系列政策，国青队成绩从2014年亚青赛的小组出局上升到了2016年U23亚洲杯亚军和奥运会8强。
其相似之处，政策都没有在第一年就明显起效。所以我们有理由对当下的U23政策给予更多耐心。
但有一点也值得指出，世纪之初的中国以及如今的韩国都有着比当下中国更加庞大的足球人才储备。在这基础上，强制年轻球员上场的政策可以说是为大赛抱抱佛脚，多多少少能产生效果。但在人才储备匮乏时这么做，无疑容易拔苗助长。
“实行U23政策确实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年轻球员作支撑，不然容易流于形式，” Alan Bairner告诉我。
说白了，咱们的U23政策，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来保证中国足球拥有越来越多的足球苗子。既然制定和实施是两码事，那就看已经非常具体的各项足球发展规划是否被认真地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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