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福格尔（Bryan Fogel）是受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启发，开始服用禁药的。2013年1月，福格尔在电视上目睹了那位生于德克萨斯州、让全世界家喻户晓的自行车名将，面对奥普拉·温弗莉（Oprah Winfrey）承认了自己在七次环法冠军之旅中均服用了运动增强药物的事实。
福格尔现年45岁，是加州的一名电影制片人。他惊异于阿姆斯特朗服药真相的浮出水面，但更令他感到震惊的则是美国调查部门最终抓到阿姆斯特朗的方式。“在全世界最严密的监察体制之下，他躲过了足足500次反兴奋剂测试。检察机关最终能够抓住他，仅仅是通过他那些同样服用了禁药的队友们，他们为求自保才将阿姆斯特朗供了出来。”他的语气中透着不可思议。
“我扪心自问：这个体制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兰斯·阿姆斯特朗出了什么问题？整个监督系统追查了他15年，却仍无法抓到他的把柄。那么这对自行车领域以外，每项运动的每名运动员又意味着什么？这些疑问驱使着我走上这趟‘以身试药’之旅。”
这趟旅程的结果是《伊卡鲁斯》（Icarus），一部从2014年年初开始拍摄，近期即将问世的纪录片。福格尔的身材短小而轻盈，是典型的自行车选手的体型。而他恰好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业余自行车选手之一。他想了解禁药是否能提高自己的成绩，并决定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那时的福格尔还不知道，这个计划将使他卷入体育史上牵连最广的丑闻之一。
福格尔最初的想法是拍摄一部体育版本的《大号的我》（Super Size Me）。在这部2004年的纪录片中，美国导演摩根·斯珀洛克（Morgan Spurlock）三餐只吃麦当劳食品，探究快餐饮食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是，斯珀洛克遭遇了近乎于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崩溃）
福格尔的“禁药实验”始于Haute Route。这项异常艰难、挑战重重的多日赛被认为是最具分量的业余赛事之一。2014年，福格尔在未服药的情况下参加了这项赛事，在超过400名参赛选手中最终排在第14位，但他的身体也被搞垮了。“那次比赛之后，我得了严重的跟腱炎，还有髋关节发育不良。我的肌肉支离破碎，我已经无法走路了，真的需要拐杖才行。我在床上整整待了两天。”
接下来的一年，在采取了与阿姆斯特朗类似的服药策略后，福格尔再次参赛。尽管车子出现的一些故障意味着他在超过600名骑手中仅列第27位，但他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我的睡眠质量更好了，”福格尔说。“我体内的活力大大增加，身上的肌肉很自然地伸展开来。我发现，在服药后保持体重会更容易，而骑行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复身体机能。”
“从身体条件上来说，我是一个可以骑出好成绩的选手吗？并不。但区别是，我可以在第一天全力以赴，逼迫自己的身体达到极限，而在第二天快速回复，接着重复这种状态。药物没有改变骑行对车子的损耗，但产生了激素，让我的身体得以恢复。”
阿姆斯特朗辩称，在他参加环法赛事的年代，不借助药物的力量就赢得这项可能是世界上最考验耐力的赛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相信他的对手们基本上都服用了禁药。阿姆斯特朗的辩词是：他只是一个腐朽体制内的败坏的演员。该被唾弃的不是选手，而是这项运动。
福格尔也得出了一个与之相似，并不十分明确的结论。“这不是‘支持阿姆斯特朗’或‘反阿姆斯特朗’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他说。“我认为他在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上出了问题：对他人发起控告，表现得恶毒而刻薄。生而为人，他没有正确地把控好自己，那毫无疑问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作为一名运动员，阿姆斯特朗赢得了七次环法冠军，我相信他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光明正大地取得胜利的。他的队友们都在服药，竞争对手们也是如此。环法冠军非阿姆斯特朗莫属，而他也在追求完美的的路上始终保持坚定。”
这个素材已经足以拍出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电影了，甚至绰绰有余。但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福格尔偶然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线索，这使得《伊卡鲁斯》已然成为了年度最受期待的新片之一（提醒：如果你不想被剧透的话，最好不要接着读下去了）。这也解释了这个项目为何会引发一场竞标大战：著名网络流媒体平台Netflix据传最终以500万美元的高价拿下了《伊卡鲁斯》的版权，这在纪录片领域实属难得一见的大手笔。
一个暖和的春日上午，金融时报的记者在伦敦的一家酒店与福格尔进行了会面。他身着一身褐红色的上衣，脚上是一双棕色的皮革制牛仔靴，看上去更像是个潮男，而不是运动员。他们在一间仅有两把小型皮革椅子的大屋子中间面对面坐下。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环境颇有些审讯的意味。
福格尔并非仅仅想尝试服用禁药，他想看看自己能否像阿姆斯特朗一样逃过药检的审查。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他需要帮助：一位可以配制出胜利秘方，并设计出一套能够完全欺骗反兴奋剂检查的机制的行家。这最终将他引向了格里戈里·罗琴科夫（Grigory Rodchenkov）。
当福格尔在2014年4月开始与罗琴科夫取得联系时，后者正在俄罗斯位于莫斯科的官方反兴奋剂实验室担任主管，并被认为是研究运动增强药物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在上大学时，罗琴科夫是一位出色的长跑选手，但并未达到足以跻身国家队的水平。在他的跑步生涯中，罗琴科夫曾服用过禁药，是他母亲给他打的注射剂。
毕业后，罗琴科夫找到了能将他的科学训练与对体育的热爱结合起来的归宿——莫斯科的反兴奋剂实验室。罗琴科夫留着大胡子、有着健壮胸肌，他对于参与进了福格尔的计划很感兴趣，他希望帮助这位电影制片人突破他的职业所要求他坚守的准则。
你可能不禁感到困惑，为什么罗琴科夫从一开始就同意与福格尔合作？即便他只是建议别人该服用什么药物，这种做法无疑也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设定的规则。至少，一旦影片公之于众，他就会被解雇。“我确定他对这些已经了然，他可能是经过了一番考量：成为这部电影的明星，然后作为一名顾问被其他机构或组织雇佣。”福格尔表示。“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他热爱挑战固有的东西。”
▲电影《伊卡鲁斯》的剧照
在影片中，罗琴科夫和福格尔有时会通过Skype通讯软件进行交谈。在一次通话中，罗琴科夫赤裸着上身；另一次，罗琴科夫被缠在他胳膊上的宠物狗打断了和福格尔的谈话。当福格尔抱怨常规注射导致了严重的淤青时，罗琴科夫用他那浓厚的俄罗斯口音说道：“你可以往大腿肌肉里注射，但给屁股注射要更好。”
这些桥段很欢乐，但很快便戛然而止。2015年11月，在《伊卡鲁斯》尚处于制作过程之时，WADA的一份报告披露，罗琴科夫是一起大规模兴奋剂阴谋的关键人物：他负责设计了由俄罗斯国家层面资助的服用禁药战略，以确保俄罗斯在2014年本土举办的索契冬奥会上获得奖牌榜的统治地位。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希望这项赛事成为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完美亮相，政府花费了近510亿美元，将一座位于亚热带的黑海度假胜地改造成了一个白雪覆盖的冬季运动乐园。大兴土木之后，克里姆林宫自然要求运动员们用金牌给予回馈。俄罗斯代表队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在奖牌榜上高居榜首。
在《伊卡鲁斯》中，福格尔让罗琴科夫阅读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作品《1984》中的段落，试图使观众们相信这个俄罗斯人是一个现代版的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译者注：《1984》中的男主人公，挣扎在“老大哥”代表的威权体制与无孔不入的审查之下），陷入极权政府编制的谎言中难以逃脱。但人们很难将罗琴科夫看作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其他卷入禁药事件的人也都被裹挟进了负罪感的痛苦漩涡。前英国职业自行车选手大卫·米拉尔（David Millar）承认在参加环法自行车赛期间服用了禁药。他在2004年被法国警方逮捕，后来公开的资料显示，警方发现了他在一年多以前使用过的两个注射器，“（注射器）被我藏在在书柜的一角，近乎病态地提醒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在禁赛结束后，米拉尔成为了一名为“纯洁比赛”而战的斗士，找到了自己的救赎。
相比之下，罗琴科夫创造了一个将他的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同僚玩弄于鼓掌之中的机制，并为他的俄罗斯运动员同胞带来了有着污点的荣耀，而他对此感到十分骄傲。“任何一个处于不同文化场域的人或国家，其精神状态都是不同的，”福格尔向记者坦白。“你必须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如果你像罗琴科夫一样，在共产主义的体制中成长起来，所有人都在服用禁药，他的母亲还给他注射类固醇——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是绝对错误的，那只是你进入国家队的必经之路。”
假设真的透过这面腐败的棱镜来看，“没有什么是绝对错误的”，战争即是和平，自由即是奴役，愚昧即是力量。兰斯·阿姆斯特朗赢得了环法七冠王，还赢得“光明正大”。
因其探讨议题的重大程度，《伊卡鲁斯》被拿来同《第四公民》（Citizenfour）相提并论，这部由劳拉·普瓦特拉（Laura Poitras）指导的纪录片记述了“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故事，他向大众勇敢地揭露了美国与英国安全部门利用网络对数百万名民众进行监视的行为。
然而，福格尔坦言自己并不是调查记者。在拍摄《伊卡鲁斯》之前，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参与编剧并出演了剧作《犹托邦》（Jewtopia），这是一部描写犹太人约会日常的浪漫喜剧，在洛杉矶和纽约的外百老汇中经久不衰。当《犹托邦》的电影改编版在2012年上映后，评论界对这部由福格尔导演的影片进行了猛烈抨击。但在福格尔那部某种意义上完全属于圈钱性质的荧幕处子秀公映四年之后，评论界则对《伊卡鲁斯》表达了一致的赞许，最终这部影片在当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奥威尔奖。看上去，福格尔很愿意保留他新近发掘出来的严肃性。他说话时爱拉长音调，显得慢条斯理，但就像他的纪录片所表现的一样，他经常采用辩论式的尖锐腔调。
正如在影片中所示，罗琴科夫早在2012年就已开始准备他的背叛。这之后的一个片段里，他与一位有权势的俄罗斯教练出现了冲突，随后因涉嫌贩卖类固醇而面临刑事起诉。
罗琴科夫的生涯被毁了。他试图用刀自杀，未遂后被送进了莫斯科精神病院。这之后，罗琴科夫被邀请作为俄罗斯顶尖的反兴奋剂专家参与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随即得到释放。针对罗琴科夫的指控“神秘”地消失了，他重回俄罗斯国家队任职，为索契冬奥会进行准备。但那个曾经的爱国者已经烟消云散。
“我认为他正是在那时起开始收集证据，等待着山雨欲来的审判日。”福格尔说。
罗琴科夫似乎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在《伊卡鲁斯》片头的部分中，他问道：“你看过有我的电影吗？那部独立电影？”2014年12月，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播出了由调查记者哈约·泽佩尔特（Hajo Seppelt）参与制作的纪录片《禁药的秘密：俄罗斯是如何制造冠军的》（The Secrets of Doping: How Russia Makes Its Winners）。罗琴科夫意外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头号明星。《禁药的秘密》中展现了由前田径运动员、现在的检举者尤莉娅·斯捷潘诺娃（Yulia Stepanova）提供的绝密镜头。斯捷潘诺娃控诉称，99%的俄罗斯田径选手服用了运动增强药物。这部影片促使WADA成立了一个由加拿大法学教授理查德·麦克拉伦（Richard McLaren）领衔的独立委员会，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麦克拉伦在于2015年11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罗琴科夫正是俄罗斯禁药战略的智囊。
“我在索契奥运会结束后几个月见过罗琴科夫，”福格尔说。“他明白发生了什么。那时，哈约·泽佩尔特正在追查他。我认为格里戈里可能已经觉得时不我待了。他明白自己握有底牌，所有的事他都有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他正和时间赛跑，在结局到来之前加紧准备。”
▲福格尔参加Haute Route赛时的场景。
罗琴科夫被迫辞职。2015年11月，这个俄罗斯人在福格尔的帮助下逃往洛杉矶。“在《伊卡鲁斯》的第一个部分，他是我的导师。他为我提供保护与建议，我们是朋友，他也在帮助我完成这部电影。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金钱交易……突然之间，他陷入了麻烦，我们的角色也出现了彻底的换位。我一下子成了他的保护者，本质上是他的律师、顾问、中介和发声筒，特别是：将他的故事讲述给世人的渠道。”
“在那时，我把这看作自己的责任，我需要讲述这个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相信它是真实的，它的份量也足够重。这堪称是一枚新闻核弹，强大到足以改变体育和奥林匹克的历史。面对这样巨大的丑闻，我该怎么做？让他独自一人直面一切？他保护过我，我却袖手旁观？在这其中，我感受到了道义的存在。”
麦克拉伦的报告中包含了一些棘手的指控。其中就包括罗琴科夫以隐瞒阳性药检结果为交换，敲诈俄罗斯运动员的内容（罗琴科夫本人否认了这项指控），这或许意味着这位俄罗斯科学家并非单纯是执行命令的士兵。针对这项指控，福格尔为罗琴科夫进行了辩护，他相信后者没有撒谎。
纵观《伊卡鲁斯》全片，这样具有暗黑色彩的转折比比皆是。2016年2月，时年52岁的前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执行主席尼基塔·卡马耶夫（Nikita Kamaev）突然死亡。俄罗斯政府声称，卡马耶夫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为卡马耶夫的同事兼好友，罗琴科夫相信卡马耶夫一直计划出一本讲述个人经历的带有披露性质的传记。
在影片中，福格尔在得知卡马耶夫的死讯后反应道，“我不知道，你觉得他们会不会……”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停顿中，罗琴科夫说道，“布赖恩，我们正在玩一场体育史上最危险的游戏。”
随后，罗琴科夫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追查，并被迫在一个美国联邦法庭的大陪审团面前提供证据。他决定成为一名检举者，并与福格尔一起将手中握有的全部证据交给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在2016年5月登出了这篇文章，其影响是爆炸性的。文章中披露，罗琴科夫发明了一种含有三种药物的合成类固醇鸡尾酒，俄罗斯运动员们已服用这种鸡尾酒多年。药物中加入了酒精，从而更好地吸收混合物：为男运动员准备的是芝华士威士忌，女运动员喝的则是加了味美思的马提尼。
通常而言，运动员会在比赛开始前停止服药，留出足够的时间让违禁物离开血液，从而通过药检。但俄罗斯对索契冬奥会的想法甚至比势在必得还要强烈，他们酝酿出了一个更有野心的计划。俄罗斯的体育部门据称要求运动员在整个奥运会期间服用禁药，以更稳妥地确保胜利。罗琴科夫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俄罗斯的秘密情报部门，前身是苏联时期的克格勃）的特工发现了一种将尿样瓶的盖子（据称可以防止样品接触空气遭到破坏）移走的方法，以将阳性样本变成阴性。
参与者制定出了一套详尽的计划。行动被选在深夜进行，为的是避开监视摄像头和索契实验室的独立监察员。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与俄罗斯的禁药官员通过墙上的一个“鼠洞”对尿样瓶进行掉包。罗琴科夫偷偷拍下了“鼠洞”的一张照片，这个秘密的小洞靠近地板，隐藏在一个仿木制的柜橱下。随后，总统普京的一位发言人将这一说法斥为“叛国者的污蔑”。
你也许很难理解福格尔为何并不急于将影片公之于众，为什么要将这则穷极记者的职业生涯都难再发掘的独家新闻拱手送人。“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将这些内容发布，那就像是在全世界体育圈引爆一颗炸弹，还堂而皇之的告诉大家这就是事实。我们会面临如潮的批评，因为我们并没有能力去证实这一切。”福格尔说。“《纽约时报》可以对其进行完善，提高故事的可信度。他们可以证实：这是真实的，这就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现在WADA不得不开始行动，展开调查，履行他们的职责。”
福格尔的想法奏效了。依据罗琴科夫的证词，麦克拉伦发布了第二份报告，对之前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证实，最终使得WADA发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要求：禁止俄罗斯所有田径运动员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国际田径联合会（IAF）发出了禁令，取消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参加里约奥运会的资格。克里姆林宫愤怒地做出了回应，称这一做法是西方世界设计玷污俄罗斯国际声誉的阴谋。
俄罗斯禁药丑闻的揭发也让罗琴科夫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在《纽约时报》发表完整的故事之前，他无法说服妻子和两个孩子前往美国，他们的家庭处于撕裂状态。罗琴科夫加入了美国的证人保护系统，居住在一处位置保密的区域。关于他们二人是否仍在接触，福格尔不予置评。
俄罗斯最终受到的惩罚实际上打了折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拒绝发布全面禁令，而是让各自独立的体育协会决定运动员是否干净，是否有资格参加奥运会。在2016年夏天的里约，原本拥有386人的庞大的俄罗斯代表团派出了271人参赛。
▲福格尔在训练中。
福格尔至今仍对IOC的决定感到愤怒。“他们的做法是对那些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赛，全身心投入并相信奥运精神的参赛选手们的欺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IOC不能维护奥运精神，它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但在这一点上，福格尔的立场又颇为矛盾。他为罗琴科夫辩护，却指责IOC对俄罗斯的欺骗行为不作为。而他从来都不是那种要将禁药彻底赶出体育领域的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纯洁体育的概念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因为这就是一场永远存在的猫鼠游戏，”福格尔说。“科学、医疗与人类进化总是会试图战胜想要抓住他们把柄的检查机制。人们只需要找出任意一天的任意一本科学期刊来读一读就好了。天哪，很明显，未来的运动员们会拥有经过专门搭建的基因，因为那时的科学已经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福格尔的影片体现了现代体育的残酷现实。反兴奋剂体制漏洞重重，对于决意钻空子的欺骗行为无能为力。观众们或许依然会为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而叫好，但胜利者们不应再被以“英雄”相称。
“我不知道谁在服用禁药，而谁没有。”福格尔表示。“但每一名运动员都在尝试获得竞技层面的优势，无论是采取新的饮食计划，补充新的营养，还是服用某些尚未被禁止的补品。运动员们每年都会使用上百种并未在WADA禁药名单上出现的生化试剂，也许下一年它们就可能被禁。”
“对于体育，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享受。观看赛事的体验无比美妙，看看那些奉献出极具观赏性表现的运动员们，一名选手服药与否并不能抵消其表现带来的观赏性与震撼。但我愿意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比赛是纯净的——可这么一说，什么是纯净？你该如何定义它？”
声明：本文为懒熊体育编译自《金融时报》，作者Murad Ahm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