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圈，泛娱乐化的蔓延

如果按照以往的规律，2017年应该是体育的小年。在奥运会过去、世界杯未到全运会重要性减弱的单数年份，原本是体育记者可以放松充电的时节，但近年来，单数年份也不再是淡季了。

进入2017年以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连起来看的话，反映出一种有意思的趋势。

3月3日-10日，中国乒乓球队将队内的选拔赛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包装，推出了全新的 “地表最强十二人·直通东京”品牌，与以往犹抱琵琶的遮遮掩掩不同，这次比赛从赛事宣传、球员包装、场内布置、赛程设置、采访互动等环节全部充满了商业气息，拉拉队员伴着场内炫酷灯光热舞起来，队员和教练们也有了种娱乐明星的味道。

就在“地表最强12人”几乎同一时间段，国际泳联世界跳水赛北京站和广州站相继打响。值得注意的是，赞助商雷士照明的宣传力度同样不小，体育与商业的结合，从跳水这样极为小众的项目上，商业化与娱乐包装已然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体育之夜请来了几位运动员嘉宾，分别是邹市明、丁俊晖、惠若琪、张常宁、魏秋月、吴敏霞，大家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但在其中一点上达成了毫无疑问的共识——以往的运动员价值被严重低估，而现在需要通过一步步实现运动员的价值来带动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娱乐化，是这种价值实现的最优途径。

不光是中国体育，整个世界的体育都向着娱乐化迈进，抛开英超、NBA、网球、高尔夫、赛车这种高度职业化的赛事不谈，就连短道速滑这种以往被认为基本上不具备娱乐化元素的项目，在前一阵的世锦赛上也进行了迈向娱乐化的大幅度改革。

言必称价值，全面娱乐化，已经成为了体育世界的一种普遍趋势。

业余主义的黄昏

追到体育史的开始阶段，娱乐化的元素其实一直都在。翻看美国在建国之前的体育历史，最先普遍开展的体育运动是拳击、斗鸡、飞镖等等，这些运动的共同特点有三个——第一，好玩。第二，便于开展。第三，方便博彩，而这几点都是体育娱乐化的必备要素。

不过，现代奥林匹克诞生后体育界是异常排斥娱乐化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们一直力图把体育植入宗教般的仪式感，变得庄严而神圣，而娱乐化与这种思路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思路的源头是欧洲体育运动开展的人群，大家都知道，从事相对高端的体育运动需要具备两个必备条件，第一个是有钱，第二个是有闲，因此，很多运动项目的发明人群和从事人群都是贵族阶层。贵族阶层把体育看成是一种荣誉，甚至不愿跟劳动阶层一同参赛，更别说为了挣钱而参赛了。

因此，奥林匹克运动曾一直秉承 “业余主义“原则，在奥林匹克运动和职业化体育之间筑起了高高的隔离墙。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宪章第26条对“业余”是这样下定义的: 参加运动的人是单纯为了使身体、精神受益, 或者是为了某利广社会效益, 而不是为了直接或间接的物质上的获得,而且全年的集训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星期。在这样的壁垒下，很多伟大的运动员因为这道门槛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这个在现在看来有些古板的原则，被国际奥委会坚持了近百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将审核职业运动员与业余运动员的资格下放给各个单项体育组织，业余主义原则开始松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由美国职业联盟NBA组建的“梦之队”的参赛，则被认为是“业余主义”对职业体育的一步重大妥协。

时至今日，连乒乓球、跳水、短道速滑这类的比赛都开始了职业化和娱乐化，业余主义正在步入黄昏，慢慢变成了一个尘封在史书中的历史名词。

什么是不能卖的？

越来越多的项目把业余主义情怀换成银子花，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一种沦陷，而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就像工业革命初期工人们为保住工作而毁坏机器成为笑谈一样，面对整体上的娱乐化趋势，我们不应该抗拒，而是应该拥抱这种变革，并努力制定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规则，最重要的，是规定“什么是不能卖的”。

众所周知，体育的价值非常多元化，除了娱乐价值和商业价值之外，还具有强身健体、爱国教育、精神追求等等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价值，即便在NBA这样完全职业化的联盟，在比赛之前唱国歌、表彰军人为国家的贡献、运动员定期的社区服务等等，都已经成为了“标配”，所以在全面娱乐化和职业化的路上，操盘者们必须找到一种回馈社会的途径，完成在职业化环境中重建“情怀”和“仪式感”的顶层设计，这种设计越早越好，越清晰越好。人们或许会因为娱乐看比赛，但一定是因为情怀才喜欢自己运动，而后者，才是体育的真正目标。

魅力与情怀不冲突，体育所具备的多元价值也允许运动员们在坚持情怀的同时站着把钱挣了。

这，其实是一件挺积极向上的事儿。

声明：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懒熊体育

作者简介：林德韧，参与过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数十项国际、国内赛事现场采访报道，从2015年开始进行体育产业深度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