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58岁的智利乒乓球选手曾志英是巴黎奥运会年龄第二大的运动员。在7月27日进行的奥运乒乓球资格赛中，她以1比4的比分输给了小自己12岁的黎巴嫩对手玛丽亚娜，没能继续前进。她的第一届奥运会，只打了一场比赛。

虽然这是一场对个人而言意义重大的比赛，但和她那被传奇色彩填充的人生相比，却又逊色了许多。接下来，懒熊体育将为您讲述关于曾志英的成长故事。

18岁那年，当曾志英在训练进行到一半被教练通知离开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时，她就知道自己的奥运梦永远无法实现了。

她后来辗转于河南队、武汉军区代表队、广东队，甚至还一度去打过保龄球。

22岁那年，一封来自智利圣地亚哥的信改变了曾志英的人生。

她飞行36个小时，来到这块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土地，将名字改为更容易被当地人记住的塔尼娅（Tania）。自此，塔尼娅拥有了曾志英从未想过的人生——先做乒乓球教练，一年后扔下球拍，成为生意人。

就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她在2022年将自己丢掉的球拍重新捡起，用两年时间代表智利队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曾志英18岁时破碎了的梦想，被塔尼娅在40年后重新粘合在一起。

2024年5月19日，奥组委在官方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塔尼娅·曾（Tania Zeng）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照片，并配以这样的文字：“追逐梦想，永远不会太晚。”

可是，那个等了40年才实现的梦想，犹如昙花开放一般短暂。58岁的曾志英只参加了一场奥运会比赛就被淘汰。这是一个传奇的励志故事，却没能以圆满的方式收场。就像唐僧师徒历经磨难取到的真经，也要在修成正果后落入水中。

曾志英说，我很遗憾，但已知足。

▲曾志英获得奥运会入场券的海报。

圆梦

自奥运会备战开始以来，曾志英就暂时放下了她的生意。她说，和奥运相比，“其他又算得了什么？”

她随智利代表团提前一周来到巴黎。这是她的第一届奥运会，哪怕她的年龄在所有参赛选手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63岁的另一位乒乓球选手倪夏莲。

入住奥运村后，这里的一切对于曾志英而言都是新鲜的。她学着像年轻人那样用手机自拍，在奥运会开幕式前两天与懒熊体育见面时，她的手里拿着一根五颜六色的冰棍，边走边吃。

在这样一个被年轻人包围的世界里，她几乎快要忘记自己的年龄，哪怕熟人见面时仍会称她为“塔尼娅姨”，甚至是“奶奶”。

7月27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曾志英迎来了首场奥运会比赛，对手是比自己小12岁，来自黎巴嫩的选手玛丽亚娜。

由于是下午比赛，曾志英会像往常那样将早饭和午饭放在一起吃。她的早午饭包括：酸奶拌香蕉、一碗麦片粥、一个煮鸡蛋、一块烤面包、一杯橙汁、一杯茶和几块芒果。

在餐厅吃饭时，她的对手玛丽亚娜出现了。队友指着远处那位一头白发的运动员，提醒曾志英：“快看，她就是你的对手。”

因为两人互不认识，所以没在餐厅打招呼。来巴黎之前，曾志英一直在找关于对手的比赛录像，但却没有太多资源。她在奥运村里找熟人询问关于玛丽亚娜的打球方式，却都被告知“不太了解”。对于曾志英而言，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对手。

▲曾志英在巴黎奥运村。

比赛当天中午12点，她乘坐大巴车从奥运村出发，前往赛场。半个小时牵拉热身后，先在5号球场进行20分钟训练，然后又到4号球场，也就是比赛场地，再进行20分钟训练，一切都在按照她过去的习惯进行准备。

“当时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生怕来到下午三点。”曾志英说的下午三点是裁判将参赛运动员球拍收走的时间。她又一次强调“时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球拍被收走后，曾志英在休息室里等候比赛，先是坐下，没过两分钟就站了起来。站了不到一分钟，觉得腿酸，又坐了下来。她就像是一个即将迎来人生大考的学生，紧张得坐立不安。

所有紧张情绪都在她从球员通道走向比赛场的那一刻被释放。

曾志英赛前曾认为自己是有希望赢下比赛的。11比4，她在第一局中赢得很利落。

可对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调整了策略，不再主动进攻，这让曾志英觉得不适应，以削球打法见常的她开始主动出击，失误也随着打法的改变而增加。

虽然第二局打得很焦灼，但曾志英还是以12比14输掉了，接下来的三局，曾志英全部落败，被淘汰。她的第一次奥运会比赛，总共历时42分钟。

“我太着急了，一直想尽快拿下对手，但实际根本做不到。”曾志英说，她在比赛时心里太躁，没有把真实水平发挥出来。“赛前准备不足、耐心不足、大赛经验不足。”

但她也说，即便输掉了比赛，自己仍是赢家。“赢得了球迷的支持，实现了我的奥运梦想。”要知道，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从曾志英变成了塔尼娅，等了整整40年。

童年

1966年7月17日，曾志英出生于河南郑州。9岁那年正式拿起球拍，但她却坦承，儿时对乒乓球“谈不上喜欢”。

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母亲邓惠璋是中国乒乓球108将之一，退役后在河南省乒乓球队做教练。父母在曾志英和弟弟很小的时候就为他们规划好了人生方向——姐姐跟着妈妈打乒乓球，弟弟将来读大学，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

这样的规划让曾志英自拿起球拍的那天起，就被嵌入到中国体育最传统的培训体系之中，先在普通学校学习，后进入体校。早晨六点出早操，下午放学后打乒乓球，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对于任何一项体育运动而言，最开始的学习都是枯燥的，站在乒乓球台的曾志英经常要用一两个小时去重复同样的动作。她说，自己那时因年龄小，控制不住情绪，累了会耍脾气，“不想打球”。

一次训练时，体校教练让所有人跑起来，唯独曾志英在走。教练很生气，让她到一旁罚站，她反倒乐得清闲，“不练就不练”。

儿时的曾志英也想过放弃，“再也不打球了”，但家人不同意。在那个一切由父母做主的年代里，孩子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每天早晨六点前，她会被父亲叫醒，去学校出早操。到郑州市体校后，仍旧如此。

体校那时每周会选一天晚上组织大家去看电影，因为白天练得太累，曾志英每次看电影时都会睡着，以至于她现在已无法回想起当年看过哪些影片。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童年吗？”听我这么问，她会反问：“中国人也这么想吗？”

与智利人讲述过去的经历时，对方会说：“你的童年一点不快乐。”但在曾志英看来，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几乎每个孩子都如此，尤其是那些在体育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作为“体二代”，几乎每人都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体育项目，他们每天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出早操、上学、训练，很少与体育大院外的孩子接触。

不过在那样一个没有足够物质作为保障的年代里，无论院内还是院外，孩子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两样，以致于曾志英直到今天都不认为自己的童年不够快乐。“虽然很累，但已习惯那种生活，每天晚上睡觉前会知道第二天要做什么，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往前走。”

因个子高、胳膊长，曾志英从小练削球。12岁那年，她代表河南省体校参加全国少年比赛，拿到第一名，她也因此获得了加盟北京军区铁道兵乒乓球队的机会，从此走上专业道路。

梦碎

铁道兵乒乓球队在曾志英加盟不到两年后被裁撤，原因是国家当时提出“只保留八一队，其他拥有部队编制的体工队全部解散”。

失去母队后，14岁的曾志英回到河南省队。两年后，她因比赛成绩出色，入选国家队。

可是，当她在国家队待了不到两年后，变故又出现了。

自1983年起，国际乒联开始酝酿关于球拍和打法的改革，要求参赛运动员不能再继续使用双面一样颜色的球拍，必须一面是红色，一面是黑色，用这个规则对抗的是颗粒胶皮以及反旋转球员，特别是中国选手。

要知道，蔡振华当年使用的就是双面颜色一样的球拍，依靠倒板的打球方式取得成功。曾志英的打法和蔡振华相似，都属于防弧圈打法，通过倒板迷惑对手。但在强行要求区分双面球拍颜色后，这策略就不灵了。自1984年起，中国乒乓球队顺应国际乒联规则，全面推行改革。

“没法搞旋转，就死了。”改革之前，曾志英战胜过戴丽丽、童玲这样的世界冠军，但自从球拍颜色调整后，就“跟谁打都赢不了了”。

她也曾试图适应新的规则，可又在短时间内达不到预期。不但在国家队赢不了球，就连参加全国比赛时，也一输再输。她说，自己那时的自信心几乎被打没了。

哪怕已过去40年，曾志英仍能清晰地回忆起1984年的那个夏日的午后，她当时正跟随国家队进行“打多球”训练。主管教练胡玉兰将她叫到身旁，轻声说：“小曾，你先坐下。”

“你现在还年轻，还可以继续往上打，但国家队目前考虑的是让你先回省队练习一段时间。”当胡玉兰用一种平静的方式将这些话说出口时，曾志英就已明白其中的含义，自己要和国家队说再见了。

她知道自己自规则改变后成绩不理想，但国家队的人员调整一般会在年底完成，她从未想过自己会这么快被裁掉。当胡玉兰问她“是和全队一起练完，还是先回去休息”时，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那我就先不练了。”

说罢，转身离开训练场，下楼换衣服、洗澡。当热水淋在身上时，她的眼泪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流。她说，自己当时虽然没有号啕大哭，但也觉得特别委屈。在她们这个年龄段中，国家队总共招了六名球员，她是第一个离开的。

▲曾志英过去参加比赛。

一周后，曾志英回到河南省队，也失去了继续打球的动力。“都从国家队回来了，还练啥？”

那段时间，她也试图改变打法，重头再来。可在中国乒乓球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很多人22岁就因“年龄太大”离开国家队，她因此觉得自己已彻底失去了再回去的希望。

代表省队打比赛时，她又开始接连输球，这让她万念俱灰。“跟谁都打不赢，我还打它干嘛？”

远行

那时的曾志英很颓，不知道将来要去做什么。她告诉母亲“我不想打了”，母亲没再挽留。

可就在此时，武汉军区代表队提出希望曾志英代表他们参加全军比赛，并承诺给她连级干部待遇。曾志英答应了。不过后来因为各军区请了太多像曾志英这样的专业运动员，全军比赛被取消。

再后来，武汉军区与广州军区合并，他们这些被聘请来的专业运动员被迁至广州军区，曾志英的户口从那时起正式落在广东。

长时间没有比赛，这些专业运动员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继深圳后，珠海也从那时开启了改革浪潮，急需各种人才，曾志英他们被统一划归至珠海交警队。平时到交警队上班，有比赛时再代表珠海队参赛。

但曾志英是特例，她被广东全运会代表队相中，随队一起参加第六届全运会。

在那届比赛中，曾志英的成绩仍旧不理想，双打没进前四，单打没有名次。其实自从乒乓球规则改变后，她在中国就再没取得过像样的成绩。

全运会结束后，曾志英回到珠海，被珠海体委组建的保龄球队选中，同她一起加盟的还有一位举重运动员。

经过一年多的练习，他们在上海举办的全国保龄球大赛中拿到冠军。正在准备前往日本参加国际比赛时，曾志英收到了一封来自智利圣地亚哥的信。

寄信的人名叫王晋富，前山西乒乓球队教练。过去参加全国比赛时，他和曾志英很熟。后来，王晋富被国家体委派到智利援教乒乓球，两人就再没见过面。

在智利教乒乓球期间，王晋富有一次去中国驻智利大使馆办事，在大使馆的《羊城晚报》上看到了曾志英代表广东队参加第六届全运会的新闻。

而就在那时，智利北部城市阿里卡希望引进一名中国的乒乓球教练员。这两个消息凑在一起，便催生出了王晋富给曾志英写的那封信。

他当时不知道曾志英的地址，先将信寄到了珠海体委，再经人转交。在那个通讯不够发达的年代里，书信仍是最有效的沟通途径，哪怕这封信自寄出一周之后才被收到。

“哇塞，智利，这是哪里啊？”收到朋友的来信，曾志英有些发懵，她从未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个名叫智利的国家。她向父亲打听关于这个国家的情况，也仅限于位于南美洲、被皮诺切的军政府领导、那里的人讲西班牙语。

虽然能了解到的只有表面信息，但曾志英还是心动了。她给王晋富回了一封信，仔细询问那里的情况。

没过多长时间，她就收到了王晋富的回信。信中称，智利国家不大，但很稳定。阿里卡四季如春，很少下雨，但也不干燥。最高温度28度，最低20度，是个非常舒适度地方。王晋富在信中特别强调，这里的收入虽比不上欧洲，但生活却很舒服。

在那样一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外出淘金的时代大背景下，处在事业低谷期的曾志英一直苦于找不到换个活法的路径，而王晋富的这封信恰恰在这个时候抵达。它就像是一根引线，将曾志英心中早已被扑灭了的那团火，慢慢点燃。“要不我去外面闯闯？”

父母这次对女儿的想法表达了支持态度。

曾志英迅速办好了护照和签证，于1988年6月29日登上了前往智利的飞机。

那是一段漫长的旅途。父亲要先将她从佛山送到深圳，从深圳前往香港，再从香港飞行18个小时到巴西圣保罗，然后从圣保罗转机到圣地亚哥，全程共36小时。这是曾志英第一次走出国门，她甚至在出发前都不知道位于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自己穿的衬衫和长裙已不合时宜。

曾志英告诉我，36个小时的旅途没有让她感到疲惫。那时的自己就像是一只出笼的鸟，飞向那个心驰神往的地方，但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如此向往。或许是对乒乓球的追求，亦或许是“摆脱现实，重新开始”的机会。

不管怎样，她在22岁这年，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从未谋划过的人生。

经商

在智利这样一个狭长的国家里，从首都圣地亚哥飞往阿里卡，需要三个小时。当曾志英走下飞机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阿里卡乒乓球协会主席鲁文带着全体成员和家属，将近30人，到机场迎接她的到来。

鲁文张开双臂，把自己的脸靠近曾志英的面颊，吓得这个22岁的小姑娘连忙后退。“他想干什么？”这是她的心里话，却没说出口——智利人象征友好的贴面礼将她弄得手足无措。

自此，曾志英就成了阿里卡乒乓球俱乐部的的教练兼队员。

鲁文为曾志英在市区租了房子，但在最初那几个月，她多数时间都待在这位乒协主席家中，鲁文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陪伴这个来自中国女孩度过了最孤独的日子。

因智利人不会发“曾”的音，鲁文的妻子给她起了个更容易被记住的名字——塔尼娅。

阿里卡乒乓球协会每个月发给塔尼娅的薪水为500美金。虽然比那些到欧洲发展的乒乓球运动员的薪水少了一半，但塔尼娅不在乎。

阿里卡乒乓球俱乐部的规模不大，100平米的训练室里摆了四张球台。刚到时，塔尼娅本以为自己要教的球员都有一定基础，结果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

这里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年龄跨度从9岁到30岁不等，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公司职员。对于那些“不会打”的球员，她要从最基础的东西教起。

刚到智利的塔尼娅既不会英语，更不会西班牙语，俱乐部也没给她配备翻译人员，所以她教球时只能靠比划。她会把球放在球拍上，告诉队员们让球和球拍在哪个位置接触产生的摩擦效果最好。哪怕是最基本的步伐，她也要先演示几遍，再让学生们跟着一起做。

在阿里卡，塔尼娅教练的乒乓球课没有语言，只有肢体动作。

智利没有塔尼娅在中国生活时习惯了的早操，训练也不完全是教练一个人说了算。家长看孩子口渴时，会主动递过水壶。孩子累了，就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休息。和中国乒乓球整齐划一、有令必达的训练模式比，这种随性的、散养的状态好像是来自另外的世界。

塔尼娅最初也想改变这种状况，但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只好听之任之，不再计较。

在这里，每天来训练的乒乓球队员数量也不固定。塔尼娅刚到时，差不多每天有20多名队员跟着训练，后来变成15个，再后来变成10个。那些主动离开的人就像儿时的曾志英，累了、觉得枯燥了就不想练了，只不过他们身边没有始终在督促进步的中国式家长。

因平时只有傍晚才训练，塔尼娅白天只要不去鲁文家，就在街上闲逛，她也因此开始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她在街上闲逛时认识了一位在当地做生意的华人，熟悉起来后，这位华人劝她业余时间开个店，像自己一样做生意。

塔尼娅最初是拒绝的，认为自己没有经商的头脑，可对方告诉她只要租个店面就行。“我帮你进货，肯定能赚钱。”

▲和队友在一起的曾志英。

在阿里卡做了一年乒乓球教练后，塔尼娅终于听这位朋友的劝说，在市区租了一个10平米的店铺，开始卖衣服。阿里卡位于智利和秘鲁的边境，从这里开车到秘鲁只需半个小时。每天都有大量秘鲁人来这里购物，这也使得这个小城市的贸易十分兴旺。

塔尼娅的服装店开张第一天，就赚了三万比索（相当于75元人民币）。而她租下的那个店铺，每个月租金只有一万八千比索。一个月下来，净赚1500美金。

为了做好生意，她开始认真学习西班牙语，先从钱和自己卖的衣服学起，记不住的单词就默写十遍。一年后，她已可以和当地人用西班牙语正常沟通。

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塔尼娅用于教球和打球的时间就逐渐变少。当她将”放弃乒乓球教学，一心做生意”的想法告诉鲁文时，对方表示理解。

彻底放弃乒乓球后，塔尼娅租了一间300平米的店铺，不光卖服装，还卖玩具和五金用品。几年后，她的弟弟也来到智利，先在北部城市伊基克做家具生意，这些家具全部来自中国顺德。后来，姐姐关掉了在阿里卡的店铺，到伊基克和弟弟一起做家具生意，他们的家具店取名阿吉拉（águila），中文译为“鹰”，和曾志英的“英”同音。

伊基克是智利的贸易区。政府规定，只要货物不在当地销售，就全部免税。姐弟二人将这里作为中转站，将货物发往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巴拉圭。如今，阿吉拉已在南美部分地区小有名气，他们不但在贸易区里拥有三家仓库，还在首都圣地亚哥开了分公司。

“做生意时你会关注乒乓球新闻吗？”听我这么问，塔尼娅坦言“基本不会”，即便是奥运会比赛，也只关注谁拿了金牌，“但名字和人对不上号”。

作为商人的塔尼娅，已基本和乒乓球绝缘。

回归

命运有时会令人难以琢磨，就像曾志英不曾想过有一天会来到智利，成为塔尼娅；塔尼娅也不曾料到忙于经商的她会重新拿起乒乓球拍，变回曾志英。

商人塔尼娅第一次拿球乒乓球拍是2004年。那一年，她发现14岁的儿子几乎每天沉溺于电子游戏中。游戏中的儿子可以掌控一切，但生活中却胆小内向。

为了让儿子告别游戏，塔尼娅曾带他去学习柔道、足球，但都没有坚持下来。她那时甚至认为“这孩子废了”。

可突然有一天，她带着儿子去当地的乒乓球俱乐部打球，结果他一下爱上了这个运动，从电视机前走到了乒乓球台边。为了给儿子做示范，塔尼娅也开始打球，打一年就拿到了智利全国冠军。

她至今记得自己当年拿冠军时用的球拍——回广东佛山时花几十块钱在街边商店买的，上面印有一条龙。可是拿了冠军后，她就又将球拍扔掉，这个上面印有一条龙的球拍，至今下落不明。

塔尼娅第二次拿球球拍是在15年后，那时的她已53岁。之所以要复出，完全是被身边朋友的撺掇。朋友们知道她以前打乒乓球，邀请他去伊基克乒乓球俱乐部练球。

盛情难却之下，塔尼娅再一次拿起乒乓球拍。为了打球，她专门从国内买来了发球机和乒乓球台。练了一个多月，疫情突然爆发，只能一个人对着发球机训练。直到2022年，她才重新回到伊基克俱乐部。练了两个月，就被通知去参加南美锦标赛的选拔赛。

“我一点信心也没有，毕竟很多年不打球了。”

▲曾志英和倪夏莲在巴黎奥运会。

听塔尼娅这样说，朋友们鼓励她说：“你打我们时赢得那么轻松，照样能赢别人。”塔尼娅后来报了名，并在资格赛中拿到全国第一，获得代表智利参加南美锦标赛机会。

去打国际比赛前，塔尼娅决定给自己换一幅新的红双喜拍球拍。她将自己那副“胶皮都打得黏糊糊”的旧球拍递给乒乓球用品店员工，“买一副和这个一样的”。

店员撕下旧球拍的胶皮后后对她说：“你这是假的。”

塔尼娅从那次才知道，正品球拍的胶皮是有编号的，而自己的这副没有。就是这个花一百多块钱买的假球拍，帮他她成为智利第一。

2022年12月，智利乒乓球国家队公布的名单中出现了塔尼娅的名字。国家队于2023年开始集训，她提前一个月到圣地亚哥跟着队伍一起训练。随后在南美锦标赛上拿到单打亚军、团体亚军、女双亚军。

再后来，她跟着国家队去古巴参加了泛美锦标赛，拿到单打第八、团体第三。打完这一系列比赛后，他的国际排名跃居智利女队第一。这样的成绩让塔尼娅和她的过往经历被更多人知道，她的社交媒体一夜之间涨了一万粉丝。

泛美锦标赛结束后，有记者问塔尼娅：“你是否想过要去奥运会？”

“我x，奥运会啊，想啊，怎么不想呢？”她回答这问题时，用当地俚语讲出了脏话。

奥运

泛美运动会的成功让塔尼娅18岁时在中国被浇灭的奥运火苗，又重新燃烧了起来。她对教练说，国家队接下来如果发布奥运选拔计划，自己会第一时间跟进。

2024年3月，塔尼娅参加了智利国内举办的奥运会选拔赛，又一次拿到第一名，她也因此获得了5月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参加奥运会预选赛的资格。

自那一刻开始，她才第一次觉得奥运会这个遥不可及的梦，真的在向自己招手了。

5月19日，在利马进行的奥运会预选赛中最后一场比赛中，塔尼娅迎来了最后一个对手，来自危地马拉选手科尔德罗。双方第一局打得很焦灼，在出现六个赛点的情况下，塔尼娅才以16比14取得胜利。

赢下这最艰难的第一局后，接下来的比赛就变得容易。第四局，也就是最后的决胜局，塔尼娅取得了10比2领先优势，比赛来到最终的赛点。

“再赢一个球我就进奥运会了。”这样的念头开始在她的头脑中徘徊，“只要拿下这一分我就要去巴黎了”。

结果她丢分了，对手将比分扳成3比10。这个丢分让她立刻清醒，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分心，先拿下这一分再说。”

再次力集中注意力的塔尼娅赢下一分，在最后一局比赛中，以11比3击败对手，并以4比0的总比分获得胜利，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我真的太高兴了，已无法控制情绪。年轻时进国家队的梦想就是参加奥运会，那个体育圈里最大的盛会。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那一天，57岁零307天的塔尼娅泪洒赛场。

她本以为18岁离开国家队的曾志英再也到达不了奥运会，但40年后，塔尼娅为曾志英实现了这个梦想。

▲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曾志英。

奥运会资格赛结束的当晚，塔尼娅高烧40度。家人说她染上了新冠，但她更愿意相信那是释放压力后的解脱，她说：“之前有再多的伤痛我都在咬牙坚持，就这么一直顶着。直到获胜的那一刻，才敢让自己放松下来。”

年轻时任性的曾志英和上了年纪后坚韧的塔尼娅是同一个人，但又完全不同。

聊到自己年轻时的性格，曾志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省体校打球时，妈妈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来看我的训练，有时还会陪我一起打球。有一次，我接连好几次出现接发球失误，她就在场边喊：“把腿弯一点。”

我回了句：“已经很弯了。”

在河南乒乓球队里，妈妈的地位很高。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顶撞她，她火了，在场边大声喊：“让你再弯一点。”

我见她在场边这么训斥我，直接转身走了，不打了。妈妈在场边气炸了。

我12岁拿到全国少年冠军时，本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首选是留在河南队，也就是妈妈当教练的地方，另一条才是后来选择的北京军区铁道兵队。爸爸希望我留下来，但妈妈却把我推向了北京，她觉得管不了我。

别的教练对我提出的要求，我都会去执行，唯独敢在妈妈——这个在河南乒乓球圈里受人尊重的教练——面前撒娇。直到我长大后才慢慢懂得妈妈当年的良苦用心，回想起年轻时做的那些事，会觉得愧疚。

1997年，曾志英的母亲离开人世。她说自己今天能拿到奥运会入场券，是母亲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虽然我平时不太相信这些”。

年轻时的曾志英没有从乒乓球运动当中体会到太多快乐，她是那个偶尔会偷懒，“能不打就不打”的运动员，还曾丢掉球拍好几十年。

可自从两年前重新捡起球拍，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后，曾志英会觉得一天不打球就像是少了东西。“打完球后整天心情愉快，晚上睡得香。”

“为什么年轻时不这么想？”听我这么问，她思考了一下。“可能和成长环境有关，打着打着就烦了。”

这是曾志英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过去一代运动员的苦恼。他们成长在一个固定的、封闭的模式中，强大的体系甚至会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让孩子们丢掉童年与青春。所以当曾志英以这样的方式登上奥运舞台时，除了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励志故事外，还提供了关于“运动员该如何成长”的思考空间。

我问曾志英，完成奥运这个梦想后，“还有什么事让给你觉得后悔吗？”

她说：“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捡回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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