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也是方法论与习惯。”

每当周末或者工作日晚上的时候，你所在的住宅小区应该能听到父母对孩子大喊大叫的，声音有些撕裂，情绪有点崩溃。

没错，这是父母给孩子辅导作业时的情景。往往这个时候，在父母的眼里，孩子是最糟糕的那一个，绝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骄傲与自豪。

很少有父母能够做到彻底放松，让孩子真正去快乐、自由地成长。成长，每一个阶段都貌似是痛苦的。

未成年人如此，成年人也如此，甚至公司也是这样。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超过14亿人口的大国，竞争过于激烈，机会本就那么多，能获得成长、增长的阶段也很有限，有时候，成长就会是痛苦的了。

作为曾经的房地产记者，我曾经跟一位房地产的商人深度聊过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你会使用“末尾淘汰制”？

他曾经在房地产行业叱咤风云，也是媒体重点报道的对象，同时，他旗帜鲜明地在销售侧使用了效果明显但又极具争议的“末尾淘汰制”——顾名思义，就是最后一名会被淘汰。它最大的争议就是，总有最后一名，如果成为最后一名就要被淘汰也太残酷了。

末尾淘汰制，最早据说是商鞅第一个使用的，但真正提出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提出的。

所以，“末尾淘汰制”也从曾经的房地产行业被餐饮、零售甚至某些互联网企业所借鉴，效果挺好，但争议也不小。可是，为了成长，大家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像高考，我们一直都觉得它有问题，但也暂时无法找到比它更好、更优的人才选拔制度。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创造财富与利润，提高效率，只要为此目的且不作恶就是一家好公司。可是，一旦拥有了这样的规则、制度、文化，总是让人感受到了商业与职场的残酷性，也就会让人引发思考：公司除了创造社会效益的价值之外，就是一架冰冷又令人有点讨厌的机器吗？

所以，公司在不同阶段、国家、群体会有不同的理解。可是，我们一旦遵循市场经济与商业逻辑的话，公司就必然需要成长，甚至是增长。没有增长的公司肯定不是好公司，也不会存在，除非它不是民营企业。

我最近在调研的一家公司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尽管遭遇疫情，但过去几年却是他们发展最快的时候。增长是迷人的，也是令人欣喜的，可是，这种迷人与欣喜在经过情绪的满足过滤后，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幸福的烦恼。记住，不管是幸福还是糟心，只要是烦恼终归它就是烦恼。

结果，在经历大家早期的兴奋之后，核心团队很快显露出了疲惫甚至是厌烦。这个时候，他们就面临一个选择：再继续奔跑与增长，就需要调整团队甚至是得经历一个阵痛；另外就是停下来，等一等大家的步伐，慢下来，再重新上路。

大部分的创业者与企业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99.99%的创业者都不会选择后者，而会是前者。很简单，真正的创业者对增长就像饿狼看见了肉，绝不会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问这位创始人：“增长是痛苦的吗？”

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语速很慢地对我说：“也有很多让人开心的，就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了。”

的确，在经济降速之下，很多公司再想获得曾经的高速增长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但对个别还能保持增长的公司也不一定就会“知足常乐”。

你看，公司其实也是一个矛盾体，不增长令人讨厌，但长久增长也会有它不为人知的烦恼。因为公司终究还是由人来掌控的，一旦有人就会有情感、情绪、开心、厌倦、成就感、价值、利益……等等。或许，《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得最为准确，如果可以只要一双手，就不会要那双手的主人。

但是，只想要那双手，而不要那双手的主人，又怎么可能呢？

在商业社会中，抛去其他各种因素，人都是需要不断成长的，因为大环境会变、市场会变、产品要变、竞争会变……人一旦停止了增长，业务就停止增长，那么公司就很难保持增长了。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公司走着走着就被淘汰，看上去是现金流、核心团队等因素造成的，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公司不再“成长”了。

有时候，成长是痛苦的，大部分人（与公司）也都希望可以开心一些。

舒适与舒服，是每个人所追求与喜欢的，我又何尝会拒绝呢？

但是，就像这篇专栏开头提到的，那些大喊大叫的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成长，为什么就不会躺平一些、甚至是允许孩子“自然生长”呢？

我问过很多人，他们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是父母，他们不能拿自己的孩子做这种不负责任的实验。

看上去，这个答案的槽点很多，只是父母的确有权利去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学习、成长、增长、进化，最后无非就是为了活着与活得更好、解决一种叫“安全感”的东西罢了。随着孩子长大可能也会发现，成年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成长的烦恼”——或许，烦恼足够多，才懂得快乐的意义。

商业也是这样。痛苦也好，快乐也好，本质上都在成长，在经历一座又一座山后，成长是一个方法论，也是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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