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进入攀登季的珠峰都很难平静，今年也不例外。5月15日，一名年仅16岁的湖南女生成功登顶，三天后，中国登山者李生涛从珠峰南坡海拔8000米处用单人无动力滑翔伞起飞，成功降落在预定地点。

今年五一，#珠穆朗玛峰凌晨两点还在堵#冲上微博热搜第一。虽然原视频拍摄者澄清了个中误会，如凌晨登山是珠峰攀登的常规做法，并非一直堵到凌晨两点，但排起长队的珠峰攀登者，还是引起了外界的好奇和感慨。网友@快乐的60后小胖子 在微博上写到：“记得小时候看中国第一次攀登珠峰，感觉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今日，连攀登珠峰都遇堵，可看人们的身体素质是真的好啊。”

今年是人类首登珠峰70周年，中国民间登珠峰也有了20年历史。加之5月正是珠峰一年一度的攀登季，攀登珠峰的人越来越多，不仅与身体素质有关，其早已成为一项产业。

珠穆朗玛峰目前的攀登线路已经多达19条，其中商业攀登的路线仅有两条，一条是位于中国西藏一侧东北山脊的北坡路线，另一条是位于尼泊尔一侧东南山脊的南坡路线。

1960年，王富州、贡布、屈银华组成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振奋民族自信心的壮举。之后的数十年间，从北坡攀登珠峰的行动一直在官方支持下进行。直到2000年，阎庚华才以个人身份登顶，可惜的是在返程中不幸罹难。2002年和2003年，业余登山家王天汉和中国搜狐登山队陆续登上珠峰，企业家王石正是那支中国搜狐登山队的一员，和40多年前的中国登山队一样，他们同样从北坡登顶，却为国内民间攀登珠峰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地处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要比北坡更早接纳民间登山者。1953年，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当地夏尔巴向导丹增·诺盖从南坡登顶，在珠穆朗玛峰顶第一次留下人类的足迹，就此开启持续至今的民间攀登潮。当年的珠峰，如果在中国人眼里是用来征服以提振人心的巍巍高峰，那尼泊尔人看来则是靠山吃山以改善生活的绝佳资源。

化身聚宝盆的世界第一峰

尼泊尔是个多山国家，山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5%，境内坐落着世界上14座八千米级别山峰中的8座。山地旅游是尼泊尔旅游业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其中又以商业登山和高地徒步作为主要吸引游客的项目。商业登山行为可以通过许可权审批、向导保障服务和其他旅游衍生收入为当地带来营收，许可费用由尼泊尔政府收取，其余则为登山公司和本地民众提供了创收来源。

▲珠峰南坡营地示意图

尼泊尔登山协会前首席行政官Jinesh Sindurakar曾撰文指出，2015-2019 年，尼泊尔全国接待游客总数为 4602458 人，以登山和徒步旅行为目的的游客便占比11%（ 491986 人）；在尼泊尔，仅登山旅游一项带来的季节性就业人数在4-5万，每年可以给当地村民带来的收入为1.5至2.5亿尼泊尔卢比（约790-1060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并不算高，相比之下，登山许可创造的收益更加可观。

任何一个登山者在攀登前，都需要获取尼泊尔政府发放的登山许可。珠峰不仅在海拔上一览众山小，许可费用同样高企。近些年，尼泊尔境内的干城章嘉峰、洛子峰、马卡鲁峰等一众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攀登许可费用均不超过1800美金，然而珠峰的许可费用常年固定为1.1万美金，这还不包括保险费等附加费用。疫情前的2019年，尼泊尔旅游局（DoT）和登山协会（NMA）收取的登山许可费用累计达6.86 亿卢比（约3600万元）。

尼泊尔旅游部更新至5月14日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国旅游局给来自尼泊尔、中国、美国、印度等65个国家的登山者累计发放了478份珠穆朗玛峰攀登许可证，其中男性376人，女性102人。根据尼泊尔媒体THE RISING NEPAL今年5月1日的报道，四百多人中至少有96位登山者来自中国。这些登山者为攀登珠峰支付的许可费用达到6.66亿卢比（约3558万元），已经接近2019年尼泊尔旅游局（DoT）和登山协会（NMA）全年收取的登山许可费总额。

尼泊尔旅游部门的Bigyan Koirala 告诉法新社，这是有史以来发放许可证数量最多的一次。由于5月是珠峰登顶的窗口期，登山者只能集中在这一时间段冲顶，加上绝大部分登山者需要夏尔巴向导的协助，因此，今年的珠峰窗口期，将至少有900多名登山者攀爬在通向珠峰之巅的南坡线路上。这也是微博热搜上掀起珠峰拥堵讨论的直接原因。

然而，热闹非凡的珠峰攀登背后，一些潜在的问题正在发酵。

扔掉金汤匙的夏尔巴人

提到珠峰攀登，不得不提到常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当地夏尔巴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夏尔巴人存在以遗传差异为基础的代谢适应性，他们的体内组织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氧气，从而在高海拔地区保持肌肉能量水平。简而言之，夏尔巴人天生更适合高山攀登。因此，他们顺理成章扮演了珠峰南坡商业登山这门生意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极致探险创始人陈涛今年正带着一支13名中国登山者组成的队伍向珠峰发起冲击，他告诉懒熊体育，团队目前聘用了17个夏尔巴人，他们负责登山过程中的氧气、物资运送和陪伴等工作。

陈涛介绍，珠峰攀登有绝对的风险，但风险是可以管理的，做好足够风控预案后，剩余的风险，比如突发自然灾难都可以接受。毕竟来攀登珠峰的人，都明白这件事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可对于夏尔巴人而言，当登山不再笼罩梦想之类的滤镜，单纯变成了一门工作，这些“剩余的风险”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

《纽约时报》援引Himalayan Database的数据显示，从 1905 年到 2022 年春季有315名攀登者葬身珠峰，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夏尔巴协作。今年4月12日，三名夏尔巴协作在穿越南坡大本营到C1营地之间的昆布冰川时失踪。CNN最新的报道中提到，这三个人的工作是负责运送材料，为攀登季的登山者建造和清理一条攀援路线。5月16日，一位名叫Phurba Sherpa的夏尔巴登山者在从珠峰山顶下撤的过程中死亡，此前，他跟随尼泊尔军方的一支登山队伍在珠峰顶上进行山区清洁活动。

一家尼泊尔本地登山公司的负责人对《纽约时报》表示，尼泊尔境内的商业登山行业，至少需要4000名夏尔巴协作和数以万计的高山搬运工人，但是政府对这群人的安全保障严重不足。2014 年，昆布冰川发生了严重雪崩，16名夏尔巴人丧生。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政府向遇难者家庭提供的补偿是每个人400美元。这引起了夏尔巴人的强烈不满，随后，政府宣布启动登山向导福利基金，不过这项基金从未启动。近年来，为夏尔巴向导提供保障改善的是保险政策，其中包括一项11000美元的死亡赔偿、约3000 美元的受伤赔偿和约5000美元的事故救援费用担保。

从业风险高、福利保障不足等因素，导致2010年以来，尼泊尔旅游局注册的夏尔巴协作人数减少了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夏尔巴人正在离开他们的圣山。

达瓦·夏尔巴告诉《纽约时报》，昆布地区的夏尔巴人不仅大量远离珠穆朗玛峰，甚至离开家乡。他们前往美国或者欧洲，有的仍旧从事攀岩类服务工作，还有的则改行当出租车司机或者打零工。留下来的人，也开始考虑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转行，比如已经26次登顶珠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当地夏尔巴向导卡米·夏尔巴（Kami Rita Sherpa）就曾明确表示，不会让自己的子女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目前都在大学攻读学士学位。

▲卡米·夏尔巴。

2014年那场雪崩，卡米·夏尔巴的叔叔和两个朋友命丧珠峰。他对事故记忆犹新，并时常向媒体控诉政府不作为。即便如此，卡米仍旧活跃在珠峰南坡，他告诉《纽约时报》，自己带领一支队伍，就会有数十名夏尔巴人能拥有工作，可以带来数千美金的收入。

根据尼泊尔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尼泊尔2022-23财年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约为1399美金左右。但是一名夏尔巴协作在登山季可以赚到的收入，就有4000-8000美金。在尼泊尔，这并不是小数目，因此仍旧有不少人愿意当珠峰向导。昆布地区夏尔巴人离开的空缺，不断有干城章嘉峰和马卡鲁峰等地的夏尔巴人补上。然而，如果尼泊尔政府无法降低珠峰攀登的安全风险，同时完善相关职业的福利保障，谁也不能保证，类似故事不会在其他夏尔巴人身上上演。

陷入梦想危机的登山者

根据《喜马拉雅时报》的统计，今年以来，珠峰的死亡事件已经达到八起，其中包括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八人中，一人倒在攀登途中、一人下撤时死亡、三名夏尔巴遭遇雪崩，其余皆是在大本营病发身故。

其实，珠峰攀登的危险，并非仅仅来自深不可测的昆布冰川和怒晴不定的雪山。攀登行为本身带来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拥挤是愈发尖锐的一个问题。尼泊尔登山协会前主席Ang Tshering Sherpa在法新社采访中提到，疫情阻挡了许多登山者的脚步，导致今年登山季人数众多。另外，在国内从事高山向导多年的毛毛向懒熊体育介绍，从北坡登山，首先得有海拔8000米以上登山经历才能获取许可。同时，该线路目前仅有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提供登山服务，一般登山公司不具备经营资质。根据圣山公司官网显示，单人攀登费用达到458848元。门槛和费用等诸多因素叠加，使得更多国内登山爱好者选择前往尼泊尔一侧的南坡圆梦。

同样前往南坡的，还有五六家像“极致探险”这样无法在北坡带队攀登的国内登山公司。陈涛认为，尼泊尔政府不做任何限制的话，珠峰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随着社会进步和户外探险愈加受欢迎，参与到高山攀登的人数增加是必然趋势。况且以全球70亿人口的基数，每年有400多人挑战珠峰并不夸张。但他也表示，拥挤会带来危险。

2019年珠峰发生的11起死亡事件中，有4起被归咎为过度拥挤。

▲电影《绝命海拔》剧照。

拥挤通常取决于天气，如果好天气比较短，所有人都会试图在两三天时间里冲顶，拥挤就难以避免。尼泊尔本地探险运营商Mingma Sherpa告诉BBC，登山者有时会排队20分钟到1.5小时才能到达山顶。排队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危险暴露，包括缺氧。

2021年，陈涛带领盲人登山者张洪冲顶，在离山顶只剩一百来米的时候，张洪的氧气瓶调节阀冻住了。最终，陈涛让出了自己的氧气瓶帮张洪冲刺，自己先行下山。他提到，对于张洪这样的攀登爱好者，珠峰可能是毕生梦想，而且登顶机会并不多。

无论如何也要冲上峰顶，在夏尔巴人看来，是比拥挤更需要警惕的死亡信号。

卡米·夏尔巴在BBC的采访中严肃指出，一些探险公司将登顶珠穆朗玛峰描述得很容易，反而会给登山者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让他们无视风险继续攀爬，但是“爬珠穆朗玛峰从来都不容易”。

2021年4月底，珠峰南坡大本营爆发新冠疫情，毛毛当时正在大本营休整。这是毛毛第一次尝试攀登珠峰，他告诉懒熊体育，很多人感染新冠、还没开始登就知道自己回不了国，接二连三发生了很多事，但他仍旧决定熬到登顶。5月12日，他完成登顶，返程途中就听到一个瑞士人和一个美籍华人因为体能衰竭，在离珠峰不到一百米的希拉里台阶丧生的消息。据毛毛自述，平安回到C1营地后，他跪在地上给珠峰磕了三个头。

登山者不愿意放弃攀登，不仅仅因为圆梦在即。耗资昂贵、耗时数月，都足以使人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冲顶机会。据陈涛介绍，通常，珠峰攀登者会直接向登山公司打包支付一笔费用，由登山公司解决许可及保障服务，包括向导、培训和餐饮等。今年，他们在南坡的收费为5万美金一人。攀登周期则一般要40天到两个月。

不过，比起尚未谋求到的从业保障，比起无法阻止的世界各地追梦者拥挤而上，劝登山者及时放弃，反倒是夏尔巴向导更看重、也更能直接解决的危机。将人从梦想的门口拽走，何尝不是将人从地狱门口拽回。

▲珠峰攀登者，登山家Nirmal Purja 2019年拍摄。

但实际上，珠峰拥挤也并非新鲜话题了。早在2019年5月，登山家Nirmal Purja拍摄并发布在Instagram上的一张照片就曾引起热议，照片里是两列长长的珠峰攀登队伍。正如陈涛所言，来攀登珠峰的人，都明白这件事不存在绝对的安全。登山者们年复一年前仆后继冲上世界之巅，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为了摆脱事事但求绝对安全的生活，才制造了拥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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