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6日内地与香港恢复通关之后,香港的复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月12日的渣打香港马拉松,是防疫措施解禁后香港举办的最大型体育赛事,有超过3.4万人出赛。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主持马拉松鸣枪仪式时表示,香港已经全面复苏,今年将陆续举办多项体育盛事与国际盛事。
包括国际七人榄球赛、高尔夫球和板球赛等项目在内的面向国际的赛事均在推进,而最先出场的是荃湾体育馆于2月23日举办了男子篮球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中国队迎战哈萨克斯坦队,这是首次以香港作为主场举办的中国男篮比赛。
首次以香港为主场,让人不禁想要探究香港的体育场馆情况。事实上,香港的体育场馆多以社区型为主,鲜有大型场馆。借着此次举办预选赛的机会,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亦为一个大型场馆打起了广告:他于2月24日在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上说,随着启德体育园将于明年落成,相信香港将有机会举办更多高水平的国际赛事,也欢迎中国国家队届时多到香港举办主场比赛,或与香港队切磋。
香港体育有许多强项。基于历史原因,它的现代体育设施发展较早,最早的公共康乐设施是1851年改建而成的香港木球会球场。同时,香港是较早引进西方现代竞技的亚洲地区,1886年建立香港足球会,同时举办特别银牌赛事。
这些年来,香港体育持续发展,在“普及化”和“精英化”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一方面,足球、篮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单车和跑步等运动项目备受市民欢迎,成为市民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香港曾协办和经常举办重要的国际运动赛事,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马术项目、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运动员(包括残疾运动员)的成绩亦日渐提升。
而如今的香港体育,可能将迎来一个“盛事化”阶段。这一阶段的转折点,计划将从一个昂贵的项目——启德体育园开始。
懒熊体育查阅香港立法会文件得知,立法会初步批准的项目预算为319亿港元,手笔之大。相比之下,作为两支NFL球队主场的索菲体育场(SoFi Stadium)的造价为50亿美元(折合约393亿港元)。此外,造价较为昂贵的还有纽约新洋基体育场(Yankee Stadium),合计23亿美元(折合约181亿港元)。而运营模式与之类似的新加坡体育城,造价在10亿美元左右(折合约78亿港元)。
纵观国内的项目,也难以见到如此高的造价:甲级体育中心“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造价为48亿元(折合约55亿港元),国家体育场“鸟巢”的造价为23亿元(折合约26亿港元),至今仍未建成的广州恒大足球场,总投资为120亿元(折合约136亿港元)。
懒熊体育专栏作家李和利认为,由于是港府投资,所以项目前期资金压力不大,压力大的是后期营运考核。启德体育园的关键之处在于后期营运能否成功商业化。
港府对启德体育园寄予厚望。它给这个项目设立了一个目标——除了推动香港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的发展,更要打造香港“亚洲体育盛事之都”的形象。
一、十余年磨一剑,将体育园融入住宅社区
启德体育园(Kai Tak Sports Park)原名启德体育城(Kai Tak Sports City),地处已停用的前启德机场,占地28公顷。
项目定位是多用途的超大型体育设施,既能满足大众日常使用,又能举办国际大型赛事。懒熊体育查阅公开资料获悉,项目包括一座设有50000座席的主场馆——配有开合式天幕及可以移动草皮的世界级多用途体育场馆、一座设有5000座席的公众运动场、一座室内体育馆(分别设有一座10000座席的主场和可以容纳500名观众的副场)以及其他体育设施;另外设有商店、食肆及酒吧等商业配套设施。
关于它的设想,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
当年年底,香港建筑署定出体育场馆和附属体育设施的初步布局,希望在区内引入最多的体育设施。2011年开始,香港政府针对该项目的融资方案和营运模式进行研究,聘请顾问并与跟社会各界进行讨论,最终于2015年确定了采用由政府出资,私人机构设计、兴建及营运的模式。
在此期间,社会各界讨论焦点在于启德发展区的住宅规划问题。
港府内部和专业界别一直有意见认为,启德发展区地处市区,320万平方米土地只是用以容纳9万人口——相当于3座公共屋邨的人口,这对于缺乏住宅土地供应的香港来讲,规划过于浪费。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型体育场地,都不是在市中心建设,故香港发展局提出在大屿山欣澳填海兴建启德体育园区。
此提议引来香港体育界不满。对此,港府澄清并无计划改变兴建启德体育园区的决定。民间社会团体机构亦提出“人文启德”的规划方案,建议发展局考虑将启德体育园区的辅助运动场移动至主场馆南面,腾出8公顷土地兴建逾11000个公共房屋单位,增加启德发展区的公营房屋比率至60%。然而,该建议未能够证明为技术上可行,而且影响启德作为旅游枢纽的作用及启德体育园区的落成时间,最终城市规划委员会于闭门商讨后否决了申请。
关于启德体育园与周边住宅的关系,从设计来看,前者并非孤零零的存在,造型也没有显得标新立异,保证实用性。从位置上看,启德体育园不是一个单独的建筑,而是整个社区的一部分,它将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好去处,与住宅一起共同促进社区的繁荣。另据懒熊体育了解,启德体育园以“东方之珠”为设计理念,用珍珠概念塑造场馆外观,场馆南面设有偌大的玻璃幕墙,旨在创造一个符合大众需要的多用途体育设施。
时间来到2016年,启德体育园开展公众参与活动。按照最新时间表,项目从原定于2018-19年间竣工,但不断延期,最初是推迟到2022年竣工。
2017年,立法会财委会批319亿港元拨款后,项目展开招标程序,共收到6份申请书。至2018年8月截标时,共有3个财团入标,包括营运亚洲国际博览馆的法国大型综合企业布依格建筑集团(Bouygues Construction)、新世界发展和富力地产集团。最终,2018年12月28日,港府宣布新世界发展领导的团队中标。
按照港府的说法,新世界发展及新创建旗下Kai Tak Sports Park Ltd.(KTSPL,即启德体育园有限公司)投得“启德体育园”项目设计、兴建及营运合约,为期25年。政府为此支付近300亿港元建筑费用。
懒熊体育查阅KTSPL官网获悉,这是一个由新世界发展领导设立的项目公司,全权负责启德体育公园的设计、建造及营运等事宜。
项目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包括承建方一个、营运方两个、设计方三个:
·项目建造上,新世界控股子公司新创建旗下协兴工程将负责启德体育园的兴建。
·营运上,启德体育园指定第一分判商(营运)为SMG,母公司系来自美国的场馆管理和服务公司ASM Global;SPORTFIVE(原名拉加代尔体育与娱乐公司,Lagardère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负责体育赛事的营销事宜。
·设计上,博普乐思(POPULOUS)负责启德体育园总体规划以及整个园区的场馆设计,包括主场馆、室内体育馆、公众运动场及零售店铺;香港关善明建筑师事务所负责制定图纸等;奥雅纳(ARUP)负责落地具体的工程设计。
2019年4月23日,启德体育园正式动工,但最快也预计要2023年年底完工。后面受到疫情影响,建筑进度受阻,工期延长,目前项目再次延期,预计2024年下半年启用。据港媒《体路》Sportsroad报道,体育专员杨德强称公众运动场有望2023年底率先落成,主场馆与室内体育馆预计延期至2024年完工。
▲启德体育园施工地盘(hket发表于2022年5月的报道)。
杨德强称今次延期最大原因是疫情,承办商方面目前正采取多个方法追回进度及采取补救措施。至于建设成本,民政事务局2022年6月21日晚上回覆查询时补充,局方在控制成本方面非常谨慎,一直密切监察工程的进度及支出,没有预见任何超支情况。
同时,杨德强认为场馆延期落成不会影响2025全运会的筹备工作。粤港澳三地将于2025年秋天合办全运会,这很可能将是启德体育园建成后承办的第一个大型赛事。
立法会PWSC162/16-17(01)号文件还提到,当体育园的主场馆及室内体育馆落成后,香港可以举办更高级别的赛事。主场馆可举办国际足球赛、国际榄球赛(七人及十五人)、马术赛事、电单车(在香港,指摩托车)赛事和极限运动表演等;室内体育馆可举办的赛事包括:苏迪曼杯和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国际乒联世界巡回大奖赛和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亚洲篮球挑战杯和亚洲篮球锦标赛、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亚洲武术锦标赛,以及世界体育舞蹈大奖等。
从2009年初步布局,原定于2014年启动工程,于2018年至2019年竣工;到现在2019年动工,计划于2024年正式启用。前前后后,启德体育园的筹备工作开展了十余年。
但不得不说,这个项目对于香港的意义非常重大,建成后将会是全港最大的多用途体育场馆、一个世界级体育设施、一座城市的新地标。
二、由私人机构营运,能否取得经营性上的成功
体育场馆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对于启德体育园,公益性上,能够用以开展社区体育活动,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经营性上,能够吸引更多尤其是国际大型体育盛事在香港举行,并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是在港府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的目标之下,启德体育园的存在价值。
为了确保项目的经营性,立法会PWSC182/16-17(01)号文件记载,港府为启德体育园制定了一系列的营运要求和主要绩效指标,确保该项目可以达成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目标。主要绩效指标包括各场地的活动数量及质量须达到承办商标书中的承诺,以及社区体育设施的开放时间、安排及收费须参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教育机构和其他非牟利团体同类型设施的收费。在社区及体育用途的收费方面,承办商必须取得民政事务局的预先批准。
▲图片截取自体育委员会关于启德体育园的进度报告(SC第1/2019号文件)。
李和利对懒熊体育表示,这类项目容易产生公益性和经营性之间的冲突,典型的比如新加坡体育城,它在去年被政府提前从私人机构手里收回经营权。
2022年6月,新加坡政府宣布终止与体育城私人有限公司(Sportshub Pte Ltd,简称SHPL)的公共私营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协议,改由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直接管理。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体理会是在2010年与SHPL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公共私营合作协议,SHPL预先支付了13.3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69.47亿元)的体育城建筑费用,并管理场地和主办活动。
根据原定计划,体理会在体育城于2014年建成后,每年支付1.937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10.12亿元)给SHPL,但体理会保留提前收回体育城的权利,不用支付任何赔偿金。不过,体理会本次收回体育城经营权之后,将会接过SHPL剩余的银行贷款和营运费,并根据体育城的公开市场估价支付一笔费用给SHPL,具体金额不愿透露,只说相当于如果体理会继续履行合约至2035年所须支付的总费用,约合23.2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121.2亿元)。
体育城自2014年建成后,出现不少问题,包括足球场草皮不达标、周杰伦演唱会音响差、建筑物漏水等,SHPL高层管理也频密更动。不过,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总裁林德仁曾强调,这些并非政府要接管体育城的主要因素,最主要是为了让体育城更好地融入“活力加冷”计划,让它更贴近民众,让人们能在这一带享有丰富和多元的体育、娱乐与社区活动。
本次负责启德体育园的体育营销的SPORTFIVE亦参与过新加坡体育城的营运。在2020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SPORTFIVE曾提到,它与新加坡政府从竞标、搭建、场馆运营、赛事引进和商务开发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合作,帮助新加坡体育城开拓商务合作机遇,促成华侨银行、佳能、可口可乐等国际品牌的赞助合作引入,并开发WTA新加坡年终总决赛、世界七人制橄榄球、ICC国际冠军杯、周杰伦、玛丽亚·凯莉演唱会等国际综合文体赛事及演出。
目前,香港体育最显著的问题是体育场地不足。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于2021年8月发布的一则报道,民建联在7月曾透过电话,成功访问695名12岁或以上香港居民,调查结果显示:逾60%人认为体育设施不足,又认为当局兴建设施的速度慢;亦有近40%人指最近预约康文署收费设施时感到困难。负责调查的郑泳舜认为,市民近年对社区体育设施需求殷切,但本港场地不足的问题严重,促请政府多管齐下解决问题,又要求检视早前打击“炒场”措施的成效。
启德体育园的出世,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来。对于这个大体量项目,它的目标是服务于全港市民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再者,它有利于对香港城市体育形象的整体打造。
交由专业性颇强的私人机构长期营运,并合理化解公益性和经营性的冲突,促成商业化进程,这是启德体育园的营运之道。那么,这种商业化设想是否可行?
立法会PWSC205/16-17(01)号文件曾记载了关于政府营运和市场营运的讨论,最终的意见认为,在DBG(设计及兴建,再由政府营运)模式下的商业设施对租户和消费者的吸引力较DBO(设计及兴建,再由市场营运)模式逊色,租金回报和承租率也较低。
营运顾问估计零售餐饮设施及停车场收入,DBO模式较DBG模式平均每年高出一倍左右——以2025年计(假设2022年按时竣工),根据营运顾问的估算DBG和DBO模式下零售餐饮设施及停车场收入(未扣除开支)分别为2.61亿港元和5.49亿港元。
港府将会重点关注启德体育园的营运成效,考虑到项目有约20年的营运期,政府计划在首十年进行一次中期检讨,如果承办商的综合和累积表现欠佳,政府可以加罚甚至行使终止合约权。
立法会PWSC153/16-17(01)号文件亦记载了这一讨论:假设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室内体育馆及公众运动场交由政府直接管理,政府营运有关场地的预计成本将会有多少,等等。
从下图的数据可看出,总的来说,政府营运收入相对较低,亏损金额较少;企业营运收入高,但面临的亏损金额也相应更多。
立法会的讨论中,港府还假设体育园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营运,预测了首五年的收入。在DBO模式下,营运顾问预期体育园在稳定的市场情况的情况下,每年均可获得盈余(与政府分帐前计算),由首年的5100万港元逐步增加至第五年的2.91亿港元。
▲图片截取自立法会CB(2)1330/16-17(01)号文件。
营运收入的主要来源为零售餐饮设施及停车场,和主场馆及室内体育馆的场地租金。具体来看,零售餐饮设施及停车场营运收入主要包括室内体育馆大楼下的零售租金收入;主场馆包括活动机构所支付的场地租金及商务包厢的年度租金;室内体育馆则包括活动机构所支付的多用途主场租金和市民租用场地的租金收入。
具体来看,体育园的经营状况受到零售餐饮设施租金收入的影响较大,受主场馆及室内体育馆的场地租金影响较小。以2025年为例,当零售需求、活动需求任一出现下跌15%,体育园营运仍有盈余,但前者盈余会比基本方案下跌约1亿港元(或少39%),后者则下跌约4000万港元(或少15%)。
▲图片截取自/立法会CB(2)1330/16-17(01)号文件。
当活动及零售需求均下降15%,承办商将在首年2022年取得收支平衡而不是盈余,而之后年度会取得少量盈余。当下降30%,体育园在首五年的营运将每年录得亏损。如果情况持续恶化,承办商将面临周转困难。
在利益分成上,港府则当起了“包租公”。立法会PWSC162/16-17(01)号文件提及,在营运阶段,承办商须以自负盈亏方式营运整个启德体育园(包括社区体育设施和休憩用),并须向政府定期缴交固定款额,以及就营运收入(包括销售总额)与政府分账。
照此来看,将启德体育园交由私人机构营运,最大的优势就是私人机构能够灵活调动更多资源,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同时,将启德体育园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而这能否成为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型,为其他体育场馆树立一个典范呢?
纵观全港,可容纳4000人或以上的大型体育场地共有11个,这些项目大多由港府运营。当中,多用途场馆除了香港大球场(40000人)、红磡香港体育馆(12500人)等少数,难有与启德体育园相似的项目。
香港大球场是目前全港最大的户外多用途康体场地,于1955年12月3日启用,1994年3月重建完成及启用,前身为政府大球场,主要用于足球运动。它曾承办了1956年亚洲杯足球赛、1995年皇朝杯、贺岁杯、2009年东亚运动会足球比赛决赛及巴克莱英超亚洲杯等多个大型足球赛事,以及2009年东亚运动会七人榄球比赛、每年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此外,它现为港超球队、香港足球代表队的主场。
红磡香港体育馆是香港以至亚洲首屈一指的娱乐表演场地之一,于1983年4月27日开幕,该馆为2009年东亚运动会赛场之一,也是43座参与幻彩咏香江的代表建筑物之一。自启用以来,除举行体育赛事外,亦承办本地及国际大型活动、会议及音乐会。它更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具代表性的演出场地,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个人演唱会,被视为香港歌手演艺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
▲11个香港大型体育场地(其中加路连山球场为非政府拥有体育场)。
一直以来,二者都是承办香港大型赛事及活动的“主角”。如今,这种“主角”光环恐要易主。
当采取DBO模式的启德体育园落成之后,原本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大型赛事都会移到此地。未来,香港大球场亦会重新定位,转型为公众运动场,为启德体育园让路。它将进行改建,座位数目会由现时4万个大减至9000个,保留真草球场供足球及榄球比赛之用,亦会加设符合国际标准的田径比赛设施,包括环绕真草球场长400 米的跑道,日后可供学校或团体举办运动会。
如约推进的话,启德体育园一定会成为大型赛事来港举办的首选之地。而在此之前,如期竣工、尽快验证DBO模式的可行性无疑是重点。对于内地近年因重大赛事而兴建的许多新场馆和城市而言,从它构思到落地再到运营的过程,也将提供另一种视角和思考逻辑下的宝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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