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全球体育大年，美洲杯、欧洲杯、奥运会接踵而至。放眼全球，大型赛事对体育产业发展的推动至关重要，顶级赛事IP成为大资本争夺的焦点，万达、华人、乐视、腾讯等纷纷涌入；聚焦中国，大赛对体育产业更是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资本及产业层面，而且深入骨髓，为国内体育产业的方方面面注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比如在最为关键的人才培养上。体育人才，尤其是以职业运动员为代表的高端体育人才，是一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根基。对比中外体育人才的培养，中国的体育人才具有鲜明的大赛定律：大赛适龄运动员拥有更多的体育资源，竞技水平更高，得到的比赛及曝光几率更大。
以数据统计相对完备的足球为例，统计2015年中超一线内地球员的年龄分布，单数年出生的球员数几乎是双数年的三倍。相比之下，日本J联赛和韩国K联赛在球员年龄分布上则正常得多，单双数年出生的球员数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格 1、中日韩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年龄分布（按单双数年）
按照年份进行统计，结果更加明显。相比于日韩联赛，中超职业球员在出生年份上存在明显的双数年断层，而且表现得十分稳定：
图 1、中超球员的出生年份分布
图 2、韩国K联赛（左）及日本J联赛（右）球员出生年份分布
这样的结果，或言出生年份上的断层，多少令人感到费解。虽然从全球范围内看，体育人才的涌现的确存在所谓“大小年”的规律，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国内的“大小年”差异如此巨大，并且呈现稳定的周期性特征。
关键在于大赛导向的选材机制。即使作为中国最早进行职业化的运动项目，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依然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举国体制特点，各地体育局、体校以及国家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当行政力量成为体育选材的主导，体育人才的培养自然遵循行政长官的意志，而非市场规律。
对各地体育主管部门而言，首要任务是为全运会及奥运会服务，金牌是最重要的KPI。体现在选材周期上，单数年举办的全运会（要求U20、U18年龄段参加）以及双数年举办的奥运会（要求U23年龄段参加），就使得中国足球在体制内选拔“苗子”时，更倾向于适龄的单数年出生球员，并减少了双数年球员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全运会的年龄限制也是在为奥运会服务，比如2013年举行的沈阳十二运会，各地选拔的U20苗子，同时也构成了2016年国奥队（U23）的人员储备。而这批苗子的出生年份，反推回去，便是构成当前中超主力的“93一代”。大赛对国内体育人才培养的决定性作用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选材机制下，可以想见，双数年出生的球员有很强的激励更改年龄，以适应全运及奥运周期。这也是为什么改年龄现象在国内体育领域层出不穷，以及进一步解释了中超职业球员单双数出生年份差异巨大——不排除一些双数年出生的球员主动或者被动调整了出生年份。
如果说独特的年龄分布只是行政干预体育的一个“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坏”的结果，那么由此导致的体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对体育人才培养构成的扭曲，则对国内体育及体育产业构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
分析国内体育产业的发展，一个问题始终绕不过去，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其实从大赛成绩看，中国青少年足球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曾有过不错的表现，比如2001年阿根廷世青赛，81年龄段的国青队小组出线，仅一球惜败阿根廷，被誉为“超白金一代”；2005年荷兰世青赛，85国青，同时也是2008年奥运会适龄队伍，小组赛三战三捷，仅一球惜败德国队，被誉为“黄金一代”。但这样的好成绩并没有延续到成年组，当国青队步入成年，他们的运动成绩和赛场表现就被同年龄段的日韩球员拉开了差距。
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十分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青年队成绩也许并没有那么好，国青队集体改年龄，在国际赛场上以大打小，在业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而一旦步入无差异的成年组比赛，这种年龄的优势便荡然无存，自然比不过其他国家；二是国内职业联赛需要为奥运及国家队集训让路，赛事周期短，球员得不到锻炼，限制了联赛及球员的发展；三是为保奥运，国内足球管理部门屡次拒绝球员留洋申请（曲波、陈涛、张恩华等），让这些适龄球员失去了在高等级联赛锻炼的机会。而与此同时，日韩球员却能够大量输出欧洲，大幅提高身体素质及技战术水平；再加上为扶持85国青打2008年奥运会，牺牲了87、89一代的多次大赛机会，直至“93一代”才又迎来人才大年，中间出现了长达8年的人才断档（中超联赛87、89年的球员虽然多，但成名的少）……长此以往，中国足球自然不行，能行才怪。
罗列总结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林林总总都指向行政对体育的过度干预。更进一步的，在职业化道路上走了20多年的中国足球尚且如此，其他仍然停留在体校和体制内的运动项目则更加不堪。除了少数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度不高的非市场化项目，中国体育及体育产业要想取得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地位，困难和阻力重重，恐怕需要1甚至2代人的时间。须知，体育产业的两个“长”是绕不过去的，一是人才培养周期长，二是联赛成熟周期长。这并不是资本涌入便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更何况当前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体育产业的改革与发展之道并不神秘，那些用来描述其他领域改革的美好词汇，同样适用于体育领域：供给侧改革、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说易行难。行政对体育及体育产业最大的干预莫过于大赛导向，用奥运会、全运会的KPI指挥体育资源，形成独特而鲜明的大赛定律。以上种种，可谓都是改革的深水区。
不破不立，先破而后立，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正是当前政府、资本及体育业界的当务之急。
声明：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懒熊体育。
作者简介：熠帆资本投资经理，先后就职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香港凤凰传媒集团及国内某知名体育媒体。长期从事宏观政治经济政策分析工作，在体育、文化、科技产业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关领域有深入研究。马军先生拥有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士及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