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3月27日洛克公园位于上海吴中路的场馆被闵行区虹桥镇征用后，陈翔的工作就从这家体育场馆公司的运营主管，变成了为社区居民代配药的政府志愿者。
“去的时候以为只是交接场馆，到现场才发现街镇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陈翔告诉懒熊体育，他负责的配药组团队，还有10余名洛克公园的员工，主要是住在附近的年轻人。
“一是人多好办事。另外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家里连冰箱和厨具都没有，做志愿者至少能有顿饭吃。”陈翔说。
最忙的一天，这个配药团队一共收到超过800份代配药需求，每人手里拿着超过70本病例，“那天光在医院就待了7个多小时”。
像陈翔团队这样，参与到防疫志愿服务的上海体育人并不在少数。略有不同的是，他们大多被困在封闭的社区里。而一个千人以上规模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往往只有不到10人，一旦出现感染隔离等突发情况，人手紧缺的情况会更严重。社区志愿者成为日常工作能够正常落地运转的重要保障。
体育咨询和赛事运营公司峥唐体育的创始人江波所在的志愿者团队，目前已经超过190人，“相当于一个大型赛事委员会”。在近一个月的工作里，江波意外地发现，过往在赛事组织中积累的专业技能，在设计核酸检测的动线、制定物资配送的规则、优化信息分发的机制等环节都派上了用场。如今，该社区的部分楼道已经由足不出户的“封控区”，转为允许在社区里活动的“管控区”。
在懒熊体育和多位在上海参与志愿服务的体育人交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充分尊重专业的居委会、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团队、以及一套顺畅的沟通机制，这些因素在社区秩序建立中缺一不可。
很高兴，我们看到了很多体育人将从体育中学到的东西，实践在抗疫中的热情于智慧，并成为务实的问题解决者——至少尝试着解决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他们的故事。
1.团购：“和人性对抗的工作”
情况比想象中糟糕一些。
小区封闭后的第10天左右，郭大江所属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外出配药后被检出核酸阳性，其余居委会成员作为密接者也被全部转运隔离。用上海市民的话说，这个居委会被“团灭”了。
社区志愿者们和物业接管了整个社区的日常事务。无论是组织上千人的核酸检测，还是完成各类物资从小区门口到各家各户“最后一公里”的运送，甚至邻里间的以物易物、宠物服务，都需要他们跑腿执行。
目前正在运动饮料领域创业的郭大江，是最早加入“护卫队”的一批志愿者，他发现小区志愿者多数都是深度的体育运动爱好者，能迅速通过共同话题拉近距离，“喜欢运动的群体，都有利他、坚韧、团队以及勇于担当等精神品质。”
从4月1日浦西封控开始，郭大江几乎每天都要穿着“大白”工作2小时左右，“一开始得到的消息是封4天，我想着居委会肯定忙不过来，就通过物业联系到他们，希望一起把这4天度过去。”
但这种预判很快被发现是错的。他认为封闭最多持续一周，“这个大一座城市长时间停摆，经济损失太大了”，因此只储备了一周的食物。
物资开始逐渐告急。即便居委会还处于正常运转期间，也曾在接到街镇领取物资的通知后，现场被告知“生活物资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于是“团购”成为居民们解决物资匮乏的一种自救方法。在郭大江向懒熊体育展示的微信聊天截图里，置顶的5个团购群聊中一共产生了300多条未读信息。他不敢设置消息免打扰，“有时候一分钟不看就有几百条信息，可能就买不上东西了。”
上海跃动跳绳的品牌负责人张昊是社区团购活动的深度参与者。作为一家从事青少年体育培训的机构，跃动体育的很多同事都在封控前就提前开始线上办公，“公司很鼓励我们参加居委的志愿工作，在社区发挥自己的作用。”
张昊告诉懒熊体育，组织团购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外，“团长”需要甄别供应商、物流商的各类资质，协调物资的价格；对内，则需要协调上千户居民不同的个性化需求。
尤其在基本温饱问题解决后，不同居民对于团购的看法也会出现分歧。在上海实施封控之后，曾出现过多例封闭社区多日后出现新增病例的情况，提示外来物资可能带来病毒传播的风险。
“所以一部分居民希望限制非必要物资的开团频次，但另一部分仍然希望能买到咖啡、零食、饮料。”张昊将团购中的协调沟通描述成“一种和人性的博弈”。
解决问题的思路通常分为三步。第一，协商每天开团的总次数；第二，通过线上投票等方式，选出满足最大公约数的需求，“例如如果前两天买到了米面油、肉蛋奶，那么可能第三天大家就会把票投给咖啡。”
最后，如果实在有强烈的个体需求，那么将通过类似资源置换的形式执行。“有的居民强烈要求买纯净水，但实在太重了，志愿者根本没法送。我们就和他商量，如果他穿上大白志愿服务一个下午，就可以把自己的水扛回家。”
▲跳绳世界冠军、跃动跳绳金牌教练吴望强在从事志愿工作之余，也希望通过表演花式跳绳的方式，为自己和他人传递体育带来积极的能量。
团购之外，公司提供的援助也是封控中的上海居民的另一种补给来源。
NBA中国全球合作伙伴部副总裁童开申所居住的社区位于浦西的普陀区。由于封控管理的原因，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均无法提供实际的线下支援。他参与了社区的志愿工作，太太则担任了小区的“团长”职务。
日常事务千头万绪。4月正值季后赛开打，NBA中国的工作也进入忙季。童开申告诉懒熊体育，自己是一边和合作伙伴谈着价值千万的合同，一边询问他们能否帮忙解决员工的物资供应问题。
NBA中国在上海有70多名员工。这样的员工规模，在当前上海团购中并没有采购配送的优先权。最终，在几家商业伙伴耐克、阿达迪斯、名创优品的共同帮助下，员工日用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才逐渐得到了解决。这也让童开申每天又要负担起物资采购。除了这些，童开申和妻子还要照顾三个家庭的吃穿用度。“现在一天就像打了好几份工。从早忙到晚。”
某种程度上说，拥有相对丰厚资源支持的NBA中国员工是幸运的。在当前的上海，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员工由于地理、物流运输等原因，无法得到街镇或公司提供的物资援助。而除了物资短缺，他们更深的焦虑则来自对于自身状态的失控感——不清楚周边是如何运转的，更不知道这样的运转带来的是安全还是更严格的封控。
2.日常中的细节与安全
由邻里、社区、各类线下空间所构成的“附近”似乎正从当代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直到这个3月。
3月25日，江波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的短信，要求党员立即向所在社区报到，但他当时根本没有社区的联系方式。他搬到这个小区不到一年的时间，“不是业主，（疫情封锁前）也就基本没跟周围打过交道。”
所以“附近”又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被重新建立。以物易物的默契在邻里间迅速达成，志愿者团队的规模迅速扩充。江波是这个团队的骨干成员，如今他不仅能准确说出社区有多少户、多少人，也同样知晓哪些家庭需要特殊关照等信息。
志愿者和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以江波所在的普陀区某老式社区为例，居委会一共只有6位工作人员，其中正副主任都接近退休年龄，仅有的“年轻人”也已40岁，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几名保洁、保安、水电工人，迫切需要志愿者。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沟通和信任，双方的配合很容易仅停留在朴素的热情和体能工作层面，效率和安全的提升就难以谈起。
江波在第一次居民集中核酸检测时就发现了问题：人员聚集、动线重复、两个采集点距离过近……“在相邻的桌子上，同时摘下口罩，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实际上，此类问题在上海社区里并不罕见，其他社区甚至因此发生过交叉感染的案例。所不同的是，江波在指出问题时一并提交了解决方案：一份详细的核酸检测动线图，包括不同区域不同的路线、志愿者位置、甚至还有无障碍通道等特殊标注。这些工作对于江波来说并不陌生，他曾经负责过多个赛事人员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国内外赛事执行工作。
▲核酸检测动线图（受访者江波提供）。
幸运的是，在这个基层组织的防疫案例中，专业技能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居委会逐渐将对内和居民产生沟通和连接的工作越来越多地交到了志愿者团队手中，自己则重点负责对外沟通药品配送、环境消杀、物资调配等工作。
在团购物资配送的过程中，江波也通过加入一些细节设计，在沟通之外提供了另一种无声的问题解决路径。
“我们小区老年人比较多，有时物资到了容易着急，会出门亲自取。”江波向懒熊体育介绍，“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个规矩，所有物资统一在小区门口消杀半小时，其实就是一种物理硬隔离。后来大家逐渐意识到急也没用，出门聚集的人就少了。”
“同样的，因为小区没有电梯，所以除特殊情况外，物资是不送上楼的。我们规定按照从低楼层到高楼层的顺序，依次下楼自取。这样万一高楼层出现了病毒携带者，他下楼的过程中，不至于让所有人都处于污染的风险中。”江波补充道。
在和懒熊体育通话当天，江波所在的志愿者团队规模已经超过了190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赛事委员会”——包括财务组、采购组、开团组、配送组、后勤组等5个组别11个具体的工种。
他告诉懒熊体育，可以靠专业技能为社区做一份贡献，自己很骄傲。“我就经常跟他们讲，几千人的国际比赛的赛事总监我都能干好，小区里面2000多号人组织工作我也有信心。”
3.“火线之外”的志愿者
社区封控线外，更上一层的组织叫做街道（乡镇）。这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以闵行区虹桥镇为例，它下属有47个居委会，总共覆盖了约18万居民。
在这样的管理规模下，显然需要更多民间力量的援助。就在和懒熊体育通话前，洛克公园创始人戴富祺刚刚接到街道的电话，他的一个尚在装修的场馆也被紧急征作疫情防控所用了。
“街道比较喜欢用体育场馆做隔离点，因为层高比较高，空气相对更流通。至于铺了一半的地板，结束后再想别的办法吧，”戴富祺告诉懒熊体育。
作为上海地区领先的体育场馆运营公司，洛克公园在日常事物中和政府单位沟通合作较为频密。这也是双方在防疫阶段能够迅速达成合作默契的另一个原因。戴富祺告诉懒熊体育，“除了提供场地，我们还捐了大量的饮料和衣服给政府志愿者们。这些人在外面非常辛苦，有的两个月都没回家了，也没有换洗的衣服。”
洛克公园吴中路店所在的园区，如今已经成为虹桥镇一个大型的防疫集散中心。各类防疫物资的存放、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核酸检测、包括临时办公甚至住宿，都集中在这里。
3月下旬，洛克公园运营主管陈翔带着5名店内员工来到园区。但原本以为只是“帮点小忙”的陈翔发现，这里的任务多到忙不过来。于是他和身边的伙伴也就成了虹桥镇配药小分队的外勤人员。
老板戴富祺则成为幕后那个提供后勤保障的人。他每天会往返于社区和门店（也就是隔离店）之前，确认物资是否充足。有时碰到路边有正常营业的商业，他就会顺路买一些物资，通过骑手想办法送给员工。
所谓“配药”，其实就是在封控期间，根据各社区居委会提供的病历表和需求，替患者“跑腿买药”。陈翔告诉懒熊体育，以4月1日浦西全域静止为分界点，医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4月1日前，门诊大厅里有专门的VIP通道对志愿者开放，有专门的医生进行配药和分诊指导。但4月1日之后，整个值班的医生一般只有4-6个，年轻医生基本能派的都派出去了。”
随着封控时间的增加，需要送药的患者数量也在急剧上升。陈翔回忆说，最多一天团队收到了800本病例，平均一个人分配了近70本。“那天早上8点到医院排队挂号，一直到下午4点才返回。”
争吵和被误解是他们都会面对的。在医院里，曾有拿着社区出门条的病人以为他们跑腿挣钱耽误时间，质问他们“一个人看这么多本是怎么回事”；更哭笑不得的是，陈翔还曾经在沟通中被患者当成是骗子，“老太太反诈骗意识很强，还问我怎么可能有她的病历本。”
在封控的情况下，药品的配送往往需要至少三天时间。第一天，外勤组到社区收集病历本，内勤组负责和医院沟通确认药品库存；第二天，外勤组“就诊”取药，回到集散中心分装；第三天，外勤组将药品送回各社区，再由社区志愿者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接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翔也偶尔会感觉无力。例如一些精神类处方药，没办法从普通三甲医院获得，必须到徐汇区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去开。但这涉及到跨行政区的通行，又需要单独的沟通。他理解患者急迫的心情，也在尽可能地提升效率。
一个小时的通话过程中，警笛声第3次响起。电话那头的陈翔告诉懒熊体育，这往往代表着医院周边的居民出现了“新冠确诊之外的紧急情况”。在所有对话里，这是回归清醒的一刻。我们接触到了和秩序、奉献、专业技能有关的个例，但这样的秩序和连接仍然是脆弱的，不确定性仍然笼罩着这个群体。
没人知道这段时间到底会有多久，但置身事内，总得做点什么。
4月17日晚间，乐声在童开申所在的小区空旷的广场上响起。在长达37天里通过志愿服务里，所有人几乎都只能以被隔离服层层包裹的“大白”身份出现。在这短暂的20分钟里，他们重新回到了彼此的日常社会角色：乐手、DJ、航拍摄影师、纪录片导演……整个小区的灯光都被点亮，人们在家中挥舞着大白菜，似乎短暂地回到了以前，或者来到了未来。
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叫做：差点熬赢。
（懒熊体育林诗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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