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近被业内频频讨论的话题。
冬奥会之前，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谷爱凌只是一张张贴在地铁、公交站台的海报。到现在，这位手握奥运会2金1银（史上首位在单届冬奥会上拿到三个项目奖牌的自由滑雪运动员）、在发布会上自信回应中外记者的18岁混血女孩，早已不是薄纸一片。
谷爱凌由体育人物转为社会话题，人人都成了谷学家，大家不断讨论她的家庭、成长经历、商业价值，姚明、李娜、刘翔等体育明星自然而然成为了标杆式参照。
关于这个话题，与其说是“关公战秦琼”式的讨论，倒不如说，从这一代的“00后世界公民”身上，我们都在期待些什么。
她们为什么有这么大影响力？
今年1月，福布斯发布2021年全球最具商业价值女运动员榜单，日本网球选手大坂直美以5730万美元（约3.6亿人民币）的收入（其中5500万美元来自于品牌代言）连续第二年问鼎，同时创下女性运动员最高年收入新纪录。
照目前这个态势，谷爱凌明年极有可能登顶第一。眼下谷爱凌已经手握超过30个品牌代言，单笔代言费最高达2000万人民币，即便均价按照1000万算，30个就是3亿，接近大坂直美的纪录，这还只是谷爱凌冬奥会之前的“成绩”。
福布斯这份榜单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全球女子体育市场的切面。
2019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十位女运动员全部为网球运动员，而在2020年，美国女足明星亚历克斯·摩根进入前十名，到了2021年，虽然网球运动员仍占据榜单半数，但是体操运动员西蒙娜·拜尔斯（排名第四，收入1010万美元）和篮球运动员坎迪斯·帕克（排名第十，收入570万美元），首次跻身收入最高的女子运动员行列。
这不仅仅说明，新的资金和新的赞助商正在涌入女子体育领域，来自团队运动项目的女运动员以及商业化程度并不高的体操项目运动员（拜尔斯赛场内收入仅有10万美元），也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从这些受欢迎的运动员身上可以看到，围绕她们的故事早已不局限于成绩和奖牌——2021年，23岁的大坂直美和24岁的拜尔斯将心理健康这个话题推向舞台中心，以亚历克斯·摩根为代表的美国女足运动员，则一直在推动解决美国足坛的性别歧视问题。
运动员时期的李娜也曾是这份榜单的一员。2011年夏天，28岁的李娜成为了第一位赢得大满贯单打比赛的亚洲选手，随后十多个品牌找上门来，每份合同价值在200万美元左右。那一年，她的总收入为1800万美元，在全世界女运动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年收入2600万美元的莎拉波娃。
李娜捧起法网冠军奖杯的夜晚，有1.16亿中国观众观看比赛，幽默敢言的形象更是让她在全球收获了无数粉丝。三年后，李娜再度收获澳网冠军时，不忘向全场观众调侃自己的团队：“谢谢我的经纪人，你让我变得更富有了；谢谢我的老公，现在在中国，我的老公比我更有名，他一直全心全意陪我旅行，做所有的事情，还帮助我穿球拍，当然你也很幸运，你娶了我。”
李娜的影响力对此后中国网球运动发展的意义不言自明。2011年，国内仅有两项WTA赛事，到2019年，这一数字来到了11项。网球的大众参与度和职业球员人数，也在飞速飙升。
谷爱凌显然也有这样的潜力。从运动本身的商业价值来讲，滑雪虽比不过网球，然而作为话题人物，谷爱凌赛场外的价值正在溢出。
许多人说，谷爱凌会重新塑造一代人的审美，这个审美指的不仅仅是外貌，更是阳光自信的态度、表达观点的勇气以及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谷爱凌自己所期待的对中国女孩的激励。当然，要实现她的期待，谷爱凌需要更了解中国的复杂性。不过不用着急，她才18岁。
中美之间，民族之外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刘翔是中国出现在广告画面里最多的运动员。自雅典一战成名，再到2006年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打破110米栏世界纪录，刘翔的商业价值一路走高，到2008年，刘翔广告代言的单价已达到1500万人民币。
2002年以状元签登陆NBA的姚明，在强手如林的美国篮球项目中占有一席之地，退役后成为第一个入选美国篮球名人堂的亚洲人。更重要的意义远超体育，在中国刚刚加入WTO的那些年，姚明成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看中国的一个窗口。NBA前总裁大卫·斯特恩曾评价：“姚明是一座桥梁，中美文化之间的桥梁。”
这三位之后，是中国商业飞速发展的10年。如今姚明退役11年、李娜退役8年，刘翔退役7年，人们不断在寻找下一个中国体育的领军人物。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在社交媒体助推之下，这中间出现的孙杨、宁泽涛乃至国乒天团，同样备受热捧。不同的是，他们的受众群体呈现出的更多是娱乐圈式的饭圈形态。然而，不管成绩、品牌方诉求还是社会影响力，他们都没有达到姚李刘的高度。
直到谷爱凌横空出世。
资深记者关军曾写过一篇人物报道题为《国家的儿子》，其中写道：“刘翔恰逢其时地出现在当下中国，一个需要代言人的中国。国家需要，商家需要，民族情感似乎也需要。”
这句话完全可以挪用至谷爱凌身上。不同的是，从各种意义上，她显然称不上是国家的女儿。
随着奥运会的进行，谷爱凌母亲谷燕的教育方式成为焦点话题之一。这背后固然有时代和阶层的因素，无论是母亲对谷爱凌的天分进行穷举式挖掘，还是“湾区滑雪、海淀补课”，都是普通人不可想像的。
但她的家庭带给我们的不应该是“反思自己和天才少女的差距”，而是教育的另一种模式。我们可以从谷爱凌的纪录片中看到，她生活在一个全是女性（母亲和奶奶）的家庭，小时候的谷爱凌爬树、吃冰，母亲谷燕也只是在一旁微笑看着。在爱、鼓励和支持中长大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这是给我们的思考。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巴赫致辞：“奥运会总是搭建沟通的桥梁，绝不会筑起一道道高墙。”夹在中美之间，姚明曾担负起过这样的使命。两种文化背景下长大的谷爱凌，显然被人们寄托了更多期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回看上一代体育明星，不论是刘翔、姚明，还是李娜，当他们立于欧美强者之林，人们习惯将他们的成就放大成国家、民族甚至是人种的骄傲。
今时今日，这种民族情感也在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前两天，中国冰球队长、华裔归化运动员叶劲光在微博上发表一段颇具家国情怀的真诚表态：
“我是在婆婆的照顾下长大的，她会讲粤语的一种方言。在曾祖父那一代，他们不识字，也没有电灯和钟表，所以离开家的时间地点是一个很模糊的记忆。
我2017年来到上海，随后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这里是非常现代的城市，和我印象中古老神秘的故乡不同，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其实我在很长时间里有些担心，作为中国冰球队队长，我讲话会不会让中国球迷困惑？国家队领导是非常有经验的绅士，从事几十年青少年体育工作，他对我们说新中国很多世界冠军也是华侨，只会讲不多的中文，带动了很多项目发展，希望我们也能做到新时代的“冰球报效”。
慢慢我们有了一个概念“新中国”，在我家族口耳相传的是中国，在我目前亲眼见证的也是中国，这解答了很多我的疑惑。很多朋友问我奥运会后是否愿意留在这里，我当然愿意，为了新中国冰球前进。”
有网友评论，这才是我们心里所期望的华裔运动员应该有的姿态。
无论是谷爱凌，还是男女冰球归化运动员（别忘了还有国足的巴西归化球员），四海之内的有识之士都被欢迎和鼓励归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正是对应美国招揽世界人才的一种人才观。
被热议的《国籍法》事实上也留下了治理空间。博主王江雨在文章“谷爱凌的国籍与中国国籍法”中分析，假设谷爱凌事实上具有双重国籍，这在技术上不违反中国国籍法。根据法律的规定，中国政府选择不承认谷爱凌的美国国籍，只视她为中国国籍持有者，这就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题中应有之义。
之前更多的是从法律和规则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在“观念”层面，这届冬奥会上的归化选手成为了建立炎黄子孙情感认同的自然而然的介质。
回到谷爱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冲破一些东西，再创造一些东西，再超越一些东西，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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