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爱凌今天（2月15日）没能拿到她在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对其海量粉丝来说，些许有点遗憾。不过相比这个年轻女孩对中国体育商业化进程的推动作用，第二枚奥运金牌的价值简直可以忽略——当然，银牌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谷爱凌有如此的商业价值呢？
源头还要说到，中国体育系统的结构性建设上。
就像大家知道的，新中国一直需要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运动员在国际竞技体育比赛中获得突出成绩的意义，要远大于比赛本身。但在体育系统构造之初，中国人由于饮食养育习惯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从整体来讲，全民身体素质和西方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如果投射到竞技体育比赛上，就更明显了。
那么在此前提下，有什么办法能让新中国运动员在短时间里就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比较好的比赛成绩呢？第一代体育系统构造者起了个飞智。他们建造了一套不同于以前的体育参与人员的管理系统。
竞技体育按运动员养成的流程分，可以有两类。一类可以叫“苦孩子”运动。这就是指某些竞技项目，训练内容枯燥、参与者养成过程非常辛苦，同时观赏性却比较低。之所以把这类运动项目称为“苦孩子”项目，是因为这些项目的运动员中很多来自社会基层，甚至是贫苦阶层，他们希望通过获得出色的运动成绩来获取奖金、奖励，甚至未来的就业机会，改变自身甚至家族的生活状况。
另一类运动，我们可以叫它“真好玩”类型。这类运动，训练过程虽然也很艰苦，但人们参与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它好玩，甚至令人痴迷。它们的观赏性很强。也正是由于强观赏性的原因，运动员除了在比赛中获胜获得奖金，还可以通过体育的商业外沿获取收入。
在没有系统强制力的情况下，由于“真好玩”类项目的参与者会获得更大的身心愉悦，具有更强的广谱性，商业市场所促成的商业利益也更大，所以参与者非常广泛。而“苦孩子”项目，参与者则比较少。也正是因此，当时的体育强国普遍在“真好玩”项目上水平更高，在“苦孩子”项目上要差一些。
而第一代体育管理者们的飞智就是在和国际水平差距比较小的“苦孩子”项目上更下功夫。运动员养成方式统一采用了“苦孩子”系统——当然，当时中国是没有商业体育市场的，所以也没有其他的运动员养成方式——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举国体制”。这种系统管理方式一直到现在也是绝对的主流。
中国竞技体育国际比赛成绩，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特别是1990年代后，这种势头更加明显。
造成这种变化大概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中国人体质普遍增强，另一个是由于国力增强，有关部门可以拿出更多资源和激励为“苦孩子”们设立更有吸引力的KPI。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点，1980到1990年代的东欧俄罗斯剧变。原本和中国采取同样运动员养成方式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在“苦孩子”项目上，中国少了一大批竞争者。
如果细数中国军团在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就可以发现，它们绝大多数来自于我们所说的“苦孩子”项目，而在商业化程度比较强的“真好玩”项目上，我们有进步，但远不如“苦孩子”项目明显。更有如中国男足这种“真好玩”项目，几十年来，相对水平似乎是在退步的。
话说回来，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体育系统管理方式变化不大，但外部世界变化可大了。
首先，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体育竞技成绩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中国的社会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竞技体育除了满足原先的需求，更成为一种实现商业利益的方式。中国的体育管理部门也在为适应这种变化，并试图做出更恰当的改变。
从几代体育明星的变化，人们可以看到中国体育商业社会的变化以及体育管理部门为之做出的管理方式调整，抑或是它们互相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代体育明星，他们基本上“苦孩子”方式在“苦孩子”项目中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其中杰出的代表是第一代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她们虽然获得超级现象级的社会反响，但总体上看商业转化率并不高。
老女排成员大多数退役后加入管理者行列，而不是一个体育明星——只有郎平似乎是个例外。
当然，这里最另类也是最杰出的应该算体操运动员李宁。一个人在运动员时期、体育明星时期以及后来的从商阶段都如此成功、高潮不断的，不只是中国，在全世界大概也难挑出几个。
第二代体育明星，更恰当的说，应该是1.5代体育明星，实际上也发源于苦孩子养成方式，而又在运动员生涯的高峰时期赶上了中国体育管理方式的变革。相比第一代体育明星，这些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挖掘。他们的外在变现也相对更加出色，比如语言表达机智有趣、注重外在修饰，显得比第一代明星更聪明，整体上看也更有个性。
这种差距并不是前后两代人智力上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因为第一代明星的养成环境过于封闭，较少接触外部世界，而且也没有为其工作的经纪和智囊团队对他们进行支持。
二代明星代表有姚明（不包括他最近的新年祝福视频里连胡子都没刮这个事）、刘翔以及女子网球的李娜。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二代体育明星所从事的项目，大多数已经从“苦孩子”项目变成了“真好玩”项目。
不过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二代体育明星推出后，也就是2010年到2020年这个阶段，体育管理制度的改革出现了一些迷茫。这种迷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苦孩子项目继续夺得超级好成绩；另一个是，有关部门尝试市场化的确造就了一批体育明星，但在国际比赛，特别是奥运会上金牌收获和想象中存在相当差距。
毕竟与体育有关的管理部门在整个大系统中算是成本中心（其实所有政府部门都是成本中心，而体育的有关部门又是成本中的战斗机，类似于企业中的品牌那部分），他们的工作KPI更多依赖于中国运动员国际比赛的成绩。
所以在“真好玩”项目，以及用新的运动员养成管理方式的尝试不能得到预期成绩时就会出现迷茫——这种迷茫就是，是不是继续朝这个方向走？
而中国男足的失败和中国女足相对成功就是“苦孩子”流程可能更好的最大实证。
好在有了谷爱凌，这个崭新的女孩具备了一个高商业价值的一切要素，漂亮、阳光、有很强的表现欲，具备若干吸睛的话题感。
更重要的，她完全不依赖于“苦孩子”机制，而是那种中产阶级家庭根据兴趣偏好培养出来的，至少于我们是一种引导，一种通过“归化”和媒体传播塑造的新一代理想。谷爱凌乃至这届冬奥会上的多个年轻选手的故事可以证明，“真好玩”体系在中国也是可以培养出杰出运动员的，是可以在欧美强势项目上取得突破的。
谷爱凌成为现象级人物是件好事，起码对中国体育商业和运动员养成体系的合理化变革是件好事。毕竟体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在奥运会上拿到多少枚金牌，而是让人们更快乐地参与其中。
体育就是快乐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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