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涛

新冠疫情令国人意识到体育锻炼之重要，也许这是带动更多人热爱体育的推力，最终令我们每个人汇入全球的体育热潮。

然而，疫情又使得体育“产业”变得异常脆弱。

中国的体育一直未能发育出完整的产业链条。体育的鞋服相对成熟，而体育赛事、俱乐部和体育培训产业则始终积弱。

疫情反复，不但令奥运延期，也逼得一些线下项目搬到了线上。加之白银越野赛事件，可能会令马拉松等赛事的组织与举办、政府的角色、民众对体育赛事参与的心态等，都会发生巨大转变。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中国本土的冬奥会即将拉开帷幕，在全球疫情仍不断反复的前提下，可以预见从组织到参赛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体育行到一个三叉乃至N叉路口：传统竞技体育的意义和价值可能被重估，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方兴未艾但变数陡增，如何以全新的视野和格局，重估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与价值；如何冷静思辨，寻找到中国体育产业自身的独特发展路径，是摆在所有参与体育和关心中国体育的人士面前的巨大课题。

探寻未来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审视历史，从历史的纵深规律中总结启发，以探寻前行的方向。这令我不断回想起托尼·柯林斯这本精要的小册子——《体育简史》。

在这本英文原版只有129页的小册子中，所蕴含的内容非但不单薄甚至可以说容量巨大。作者柯林斯是英国莱斯特德蒙福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国际体育历史与文化中心主任。作为研究体育历史的专家，他不仅著述颇丰，出版了《橄榄球的伟大分裂》和《英国橄榄球联盟的社会史》等作品，而且不耽于书斋，担任了2012年BBC广播4台系列节目《体育与英国人》的首席顾问，活跃在体育传媒一线。作为这样一名理论和实践都拥有丰富体验的学者，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部册子并力图在这本书中表达怎样的诉求？柯林斯在书的引言部分做了清晰的回答。

“为什么现代体育首先发源于英国？是什么驱动现代体育在全球发展？为什么现代体育被用作民族主义的工具？是什么使得体育成为男性主义的堡垒？业余主义是如何兴起、如何消亡的？为什么21世纪的大型体育赛事成为威权控制和企业权力过大的同义词？”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体育简史》描述了从19世纪中叶至今，现代资本主义如何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形成，从全面的视角勾勒了当今市场化运作的体育产业的发展历史，并对体育发展的未来趋势做出探讨。

正如作者所讲的，这本书研究的重点是英国、欧洲、北美和日本的300多年体育发展史。柯林斯在书中里追溯了体育运动的发展，从英国民间运动会到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机构体育运动。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每一次转变，从重商主义社会的曙光和贵族阶层的衰弱，到19世纪城市的工业发展，到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分裂，再到今天对地球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制度的每一次变革，体育运动都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体育产业，在某种程度也在加速这种变革。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内容集中探讨，为什么英国的体育运动项目会在世界上传播开来。同时，也探讨了在橄榄球、足球、板球等体育运动中，以及在美国的棒球和橄榄球运动中，阶级统治和表达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柯林斯抓住了为什么足球在20世纪迅速普及，成为一项全球性的运动，不再是英国人身份的一种表现，在英伦三岛体育项目的全球普及中，明确将民族主义、声望和体育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繁荣以及通过体育进行变革的可能性联系起来。

柯林斯的著作作为一部简明的从体育角度切入的全球史，讲述了体育运动对资本主义崛起的重要性如何工业与工厂或城市的关系一样。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隐喻，“现代体育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作为商业娱乐业发展的一部分，体育的赢家和输家的二元世界完美地匹配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动态。”柯林斯在这段短暂的历史中注入了大量的论述，为寻求后续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视角和研究途径。

柯林斯指出，自从人类为了自娱自乐而参加比赛以来，游戏就一直存在，事实上，中世纪欧洲的集市、宗教盛宴日和军事训练等体育活动也很流行，但当地的规则多种多样，而且往往变化的很快且非常松散。资本主义带来的是运动会背后的组织化、标准化和民族主义冲动，将特定的价值观传递给观众和参与者。

到了1750年，随着城市，特别是伦敦的繁荣，随着圈地把农民带到城市中心，体育运动的功能发生了转变。首先是赛马、板球和拳击，人们开始花钱看比赛，花钱玩，最重要的是赌比赛结果。虽然赌博早就一直存在，但制度化和大众的更多参与意味着规则被编成法典，赛事的公平与规则化，以防止欺诈指控。

在19世纪早期，政府和教化十字军支持古老的民间体育运动，但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工厂成为城市资本主义的中心。为了劳动纪律和效率，社会要求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严肃、秩序、节约和勤奋。这时，体育运动被视为工人错过教堂和工作的懒惰活动。体育运动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煽动性的行为，是限制工人阶级活动的普遍行动的一部分。

尽管这两者之间没有自发而平稳的过渡，但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道德框架以适应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理论家的压力下，消遣变成了我们现在认可的体育活动。发展起来的被编成法典的、有时间限制的体育运动（其中全球最成功的是足球）特别适合资本主义的模式和要求，而不是分散注意力，表达了资本主义下的日常生活：无情的竞争，以产生利润为目的，无论是对体育资本家来说，赌徒或媒体利益。

柯林斯提出了为什么体育运动从中产阶级的领域转移到大众机构，以及为什么某些体育运动比其他体育运动做得更好的论点：俱乐部开始向有技能的个人支付费用，以吸引最好的运动员，中产阶级的拥有者和运动员担心被排挤在体育运动之外。他们创造了“业余”的概念，以确保只有那些有闲暇时间和适当就业机会的人才能参加体育运动，同时使“职业”成为一个肮脏的词：肌肉发达的基督教“通过将体育运动按性别分开，在游戏中尊重，以及取消金钱，推动了阳刚之气和美德的概念”。

然而，随着工人阶级看到工资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他们开始把钱花在娱乐上，而资本家看到了这一点，则马上跟进。职业精神成为工人阶级参与者的骄傲标志，因为他们能够在更大的社会中上升到有影响力的地位，并获得远高于工厂生活所能支付的工资。柯林斯认为，早期接受职业精神的运动，即美国的棒球和英国的足球。在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这种广泛的吸引力激起了人们对各种体育运动的极大兴趣，无论男女（尽管在赛场上，只有男性化的白人男子才能参加）。

在这里，柯林斯提出了理解体育运动最令人信服的论点之一。为什么足球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而不是像板球，橄榄球，甚至美国棒球这样古老的英国运动？尽管足球起源于英国，但除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之外，还没有一个英语国家的足球运动占主导地位。在各自的地区都有主要的竞争对手。在英语世界之外，它真正主宰着体育文化景观，使之成为一项真正的全球体育运动。原因是什么？当各国都希望选择一项体育运动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时，英国体育项目是帝国势力范围、影响力和经济的首选（美国选择的运动棒球，仅限于其控制范围，加勒比海和东亚部分地区，以及日本帝国在台湾和韩国）。

柯林斯在20世纪继续将体育作为一种娱乐产业的发展，这是由电报、广播和电视等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的。在冷战期间，体育被用作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战场。二战后，随着冷战升温，苏联及其盟国寻求加入国际体育组织，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直接竞争，这些努力大多被放弃。柯林斯说，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足球运动员联盟的成立，有关娱乐管理者控制体育运动的古老格言开始瓦解，运动员开始要求经济份额，并将体育视为实现种族平等和正义的途径。当然，近年来运动员激进主义的复苏表明了更大的潜力，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体育运动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都大大增加。

柯林斯的作品非常引人入胜，他把体育描绘成另一种被男性化和民族主义掩盖的阶级冲突。他既不“谴责也不欢呼”，而是试图理解，因此，他从来没有给人以谴责大众对体育兴趣的知识分子的印象，而是把体育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控制和获取财富的方式。在在全书的结尾部分，柯林斯探讨了世界新秩序中的体育与体育的未来。这也是对当下时局最有启发价值的部分。

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越发成为政府释放信号的渠道，通过此举告诉全世界，他们愿意和急于参与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历史上推动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媒体、民族主义和城市化，将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两方面，结合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一一对应，不难发现其预言和判断之准确。

循此逻辑，我们就不难厘清目前国际体育产业的大的趋势：奥运会之所以背负众多反对和争议仍然继续，是疫情这般全球重大挑战下政府和资本的必然选择。曾经有不少朋友也曾探讨，是否东京奥运可能停办，最终比较趋于一致的观点是：只要政府和资本的意志仍在，再多困难也必须举办，原因很简单，这是奥运所代表的世界体育的大趋势，政府和资本只要仍在惯性发挥作用的结果——退一万步讲，举办不成功，仍因疫情制约，而若成功举办，则是人类面对前所未有之大考的因应之举，何败之有？

至于目前国内体育所面临之挑战，仍可循作者之分析做一二思考。以白银越野赛为例，甚嚣尘上的是“天灾”还是“人祸”之争。其实，专业人士普遍认为，“天灾”本就是大多数极限赛事在准备过程中必须去严肃认真考虑的部分。正是在极限运动中，在山川流自然这个博大精深、美丽且凶险的演练场里，抛弃现代文明的慵懒与束缚，拥有了与自然对话共存的能力，充分体会回归人的本性、检验自身智慧与力量的乐趣，以此实现自我超越。而这样的人类自我超越实践，必须建立在参赛选手借助大量科技手段的辅助，从而严格系统训练的基础上才能完成。由此，较之普通赛事，“天灾”的应对某种意义上本是极限赛事的魅力之一。

而“人祸”则是更真实的体现在体育发展过程中：当人的认知有限或者认知与既有监管环境之间脱节时，无知或者无奈就会成为事故的主要诱因之一。笔者曾参加国内外各种大型综合类专项赛事多场，最大的感受是，成功的赛事是组织者与参与者共同全力参与的结果。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无论在赛事组织还是选手方面，与发达国家及国际成熟赛事相比，国内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差距仍然不小。归根到底，是对体育规律的根本认知和组织者及参与者对这些规律的敬畏与尊重程度仍有差距。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一方面不能因噎废食，就此诸多赛事“被熄火”，政府由积极主导变成变相压制，这绝不是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也不符合时代给中国体育赋予的任务与责任；另一方面，更不希望民众对赛事的口诛笔伐到全面否定，毕竟，体育对中国社会的综合进步与改革曾经也仍将发挥巨大作用，比如体育产业对于“规则意识”的培养，比如，如柯林斯在书中结尾所言“至少我们可以期待体育能够积极地帮助男性和女性更好的发挥其精神和体力潜能”！

重温现代体育的发展历史，我们对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内在规律的振兴，自当责无旁贷，但在为所有为体育的进步而遇难者默哀的同时，敬畏自然、敬畏胜利、敬畏体育运动本身，仍当是我们秉承的最终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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