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又一次和胜利失之交臂。
在阿联酋的沙迦体育场，中国队现场球迷绝大多数时间的助威声都不及铁指导的嗓门洪亮，“客队”的犯规也一次次被主裁判忽略。从竞技层面来说，这都可以和失去主场产生关联。
实际上，这是中国男足12强阶段的第三个境外“主场”比赛。从8月底开始，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西亚度过。上个月，他们曾短暂回到国内，期望11月的比赛能在苏州落地，但随着第N波国内疫情袭来，希望又落空了。
不止国足的比赛。实际上，国内一大批体育赛事都停摆了：全民参与性质的路跑赛事几乎全部叫停，绝大部分大型国际赛事延期或改为在境外办赛。
国内职业联赛反而成为了一座“孤岛”，几乎可以不受疫情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即使在近期疫情相对严重时，CBA、足协杯等赛事仍然可以不受影响地在气泡式赛区继续比赛。貌似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全封闭的集中赛会制是一种比较明智、保险的方式。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许忘记了职业联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赞助商没错，为了球员有一份工作也没错，为了赛事本身更没错。但联赛最大的目的应该是球迷，这个群体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别说疫情特殊阶段，在平时“球迷最核心”这一根基也并不牢固。
我们可以理解，职业联赛涉及十多家城市，彼此协调统一会增大办赛难度。更何况，产业链上的很多从业人员也确实做过努力。但是，如果把问题掰开深究可以发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主客场。
从表面来看，主场就是自己的“家”，而客场就是出去征战——所以，体育就是和平年代的对决，是城市与城市之间最直接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没有观众进入，主场的意义都很重大，那是家园、是精神、是图腾、是球迷不能替代的寄托。尤其是拥有近30年历史的北京国安与上海申花，主场不能被替代。
▲2019赛季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目前工体正在改造施工中。
当下，没有办法恢复主客场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而且大家一讨论都是“我也没有办法”、“在疫情面前我们都没辙”……不过，当说完职业联赛主客场没有办法操作之后，大家又会怪罪道：“比中超没有主客场更头疼的问题是很多俱乐部要爆雷。”
没错，对比中超与CBA正在进行资产重新处理的过程，在过去一个周期确实出现了资产过渡泡沫的现象，自然就会面临这些棘手的难题。此外，外援问题、男足国家队参加世预赛等等也就成为了主客场难以恢复的挑战。（延展阅读：和越南的比赛，像极了当下中国职业足球的缩影）
而且，从成本的角度来说，没有主客场已经成为大家心照不宣悄悄达成的默契——我甚至听到过不少讨论说，这两年各家经济压力都大，所以不恢复主客场挺好，这样各家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而且疫情期间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节省成本，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从产品设计与长期性来说，这是完全不可取的方法。拿CBA与中超这两个经营了二三十年的“产品”来说，最核心的“用户”就是球迷，赞助商、转播商等看重的也是这些群体。英超曼联说在中国有3亿球迷、NBA号称在中国的球迷很多精英阶层，这些用户才给他们带来了价值。
所以，主客场是聚拢一切球迷的核心，但凡有一丝机会都应该去努力——因为从产品的长期性来说，没有最忠诚、最铁杆球迷的比赛，比赛的意义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的球员快2个月没见过太阳了。”男足主教练李铁说。国足是本组所有参赛球队中，唯一没有在境内进行过主场比赛的球队。从8月底，球队就几乎一直待在西亚集中训练比赛。受到大批国脚缺阵的影响，中超已暂停近3个月之久。
留洋“独苗”武磊反而成为了某种程度的幸运儿。疫情之处，他在西班牙感染新冠，一度引发了“要不要把武磊接回国内”的讨论。但是现在，随着整个欧洲联赛几乎全面恢复常态，他可以保持更加常态的训练、比赛和心态。他也在昨晚对阵阿曼的比赛中打入领先一球。
而对于俱乐部而言，传统的主客场赛制被取消，也意味着它们和球迷之间的重要连接渠道被切断，还有大量收入消失。《南方都市报》曾经推算过，北京国安在疫情前的2019赛季，比赛日总收入可以达到4500万人民币。联赛取消了主客场改为集中赛会制比赛后，这块收入则几乎彻底清零。
这个数字，对于一些前几年动辄运营成本超过10亿元的中超俱乐部，也许无关痛痒。然而当整个联赛伴随疫情、房地产困局等外部环境走入“寒冬”时，足球经理人们也开始拿起算盘量入为出了。重庆队拥有和国安一样火热的球市，场均上座率可以超过30000。然而在疫情之下，这支常年排在联赛中下游的球队单赛季的运营成本已经被压缩到了2亿元上下。这时，数千万的比赛日收入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现在，让我们跳出体育这个圈子。真正意外的是，作为同样极度依赖“现场”的业态，线下的各种文化演出呈现出了和体育赛事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甚至可以说，前者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受到《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影响，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上了线下脱口秀的表演形式。
无论是传统的相声、话剧，还是新兴的脱口秀，近年来都逐渐吸引了一大群都市里的年轻受众。
在北京，德云社的5个剧场保持着工作日1场、休息日2场的频率营业；笑果的线下脱口秀票价越来越高，最贵的一档接近600元；随着真人秀《戏剧新生活》的热播，越来越多年轻人重新走进剧场，讨论起了乌镇戏剧节。
当然，上述3种表演形式，观众规模大多在百人上下。从组织者的角度来说，审批的难度实在和动辄上万现场球迷的体育比赛不在一个层面。我偶尔也会到现场看脱口秀演员的专场演出，印象中几乎没有怎么见过身着制服的保安。入场安检、健康码核验等操作更像是由演出公司的团队成员合力完成。在工体看球，需要经过两层严格安检。
不过单纯从这一点，仍然无法解释为何同样有（潜在的）上万观众，在同一座城市里，最近两个月计划举办3场演唱会（已经完成1场），但中国男足国家队的12强赛，即便空场也依旧无法落地。
在一场比赛都无法保证的现实情况下，系统地尝试恢复联赛主客场就显得更加遥远。
也许只能这样理解：大多数文化演出可以被视作一个个孤立事件，即使取消或者延期，也不会对下一场演出造成太大影响。但联赛需要以周为单位持续稳定地运转。以中超为例，在现行防控规则下，只要14座城市中任何1座出现病例，就可能导致整个赛事陷入停摆。
▲2021年北京草莓音乐节，现场戴着口罩“蹦”起来的乐迷们
疫情防控、成本上涨、商业回报不确定性增大……所有的这些现实情况，恰好也构成了职业体育联赛取消主客场的一场完美风暴。
2月初，我见到过一位路跑赛事执行公司的负责人。2020年，他在同一所新一线城市参与了两场大型路跑赛事工作，他将其称为“幸运”。过往这两场赛事几乎都需要半年的准备周期，但是在去年，这个时间都被压缩到了1个月。“作为执行公司，我们其实一直不知道（比赛）究竟能不能办。后来看到一个规模相当的城市办了，才感觉有了希望。”
所以你看，赛事无法举办可以似乎找出无数个原因，而顺利举办，似乎只要一个原因也就够了。
如果把体育和娱乐抽象成两门生意，那么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底层逻辑都可以理解为“基于流量”。流量产生的价值既包含用户直接为产品付费（ToC）；也包括当产品用户量增长到达一定量级时，各种消费品牌出于推广、营销、形象提升等需求产生的赞助收入（ToB）。
中超曾在今年开赛前，计划在第二阶段尝试恢复主客场。他们希望通过一些基于球迷的服务，在投资环境下降的环境中主动抓一抓营收。在职业联盟筹备组办公室里的白板上，我看到了写得慢慢的品牌名称和简单的激活预案——这么简单的商业逻辑，他们怎么可能不懂。
但现实情况是：中超联赛因为国家队比赛任务，已经中断了近3个月。并且由于国家队11月仍然要在阿联酋沙迦进行“主场”比赛，算上回国后国脚们的隔离时间，赛会制联赛的重启还将进一步延期。多支中超俱乐部近期被曝出欠薪传闻，不知道他们能否坚持到联赛重启……
写到最后，我突然想起了3年前在陕西的一次工作经历，那是去拍摄一场关于中乙联赛（国内最低级别的职业联赛）升级附加赛的纪录片。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场比赛竟然涌入了满满4万名观众。我更没想到，为了一张赛前临时通过官方线下渠道加售的门票，西安球迷可以从凌晨2点开始排队。
深夜排队的人群里，我甚至发现了几名跑腿小哥。他们以每小时20块钱的酬劳帮忙“代排”。要知道，那场比赛的门票只有50块钱。
▲实在没有买到票的球迷，即使透过卷帘门的缝隙也要为主队加油。
过往谈及维护用户关系，体育尤其是职业足球一直引以为傲。毕竟这项运动起源之处，是基于本土社区的一种存在。然而近年里，娱乐行业似乎也有不少案例值得引发体育从业者们的思考。
在刚刚结束的《脱口秀大会》决赛里，主持人李诞特意安排了一段和交警黄俊的实时连线。其实从脱口秀本身技术角度而言，黄俊只是一名酱油选手。但是在李诞口中，黄sir却变成了“最会讲脱口秀的交警”——和他念叨了一整季的“每个人都能讲5分钟脱口秀”很自洽。
在那段连线中，黄俊介绍了他在外滩的执勤岗位，甚至还“安利”了身旁的轮船招商局。他说感谢脱口秀让自己有机会向所有人展示交警的普通生活，但很明显，李诞更应该感谢黄俊，让脱口秀和这座城市的更多普通人拉近了距离。
从上海回到西安，在那场冲甲比赛当天的早上，我恰好遇到了一名跑腿小哥的雇主前来“接班”。我问他，如果比赛输了他可以接受吗，他的回答是：“赢也爱，输也爱，不拼才不爱”。
这是万千球迷内心最质朴的声音。为了主场早日恢复，我觉得体育产业也该努努力、拼一拼。不仅仅是职业联赛的决策者们、参与者们，体育更应该是艰难时刻的独特而积极的存在，所以大家该问问自己：都说体育这么美、这么好，但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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