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运会已于15日正式拉开帷幕，特殊的疫情让奥运会和全运会同一年碰头，也让绝大多数奥运健儿回国后仍不敢懈怠，紧锣密鼓筹备接下来的大赛，全运之后才能迎来真正的假期。
只不过有些人真的去“度假”，有些人可要“重回课堂”继续学习了。
▲隔离期间，杨倩在直播中表示，全运会后，将回学校学习，努力补上落下的课程。
作为本届全运会的主火炬手，杨倩又一次成为焦点。奥运夺下首金后，杨倩清华大学本科生的身份，把大家的目光吸引到各参赛运动员的学历上。据央视新闻报道，431名参赛选手中有221人是本科学历及以上，其中51人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包含在读）。
即使不了解具体数据，今年奥运期间读者可能都会有直观感受——每当运动员取得成绩，他们所在的高校一定不吝于宣传，文字海报视频一应俱全，各个社交平台竞相发布，校友也纷纷转发，与有荣焉。这个现象或许可以在全运会上继续验证一番。
奥运健儿拥有大学学历，似乎正在成为趋势。
“大学生奥运冠军”
大学原本一直不在职业运动员的培养路径之列。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阎彬表示，一直以来，我国大多数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都是走“竞技体校——省体工大队——国家队”的传统体育工业生产模式，今天仍是。
然而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发展道路，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其中第七条规定，获得全国体育比赛前三名、亚洲体育比赛前六名、世界体育比赛前八名和获得球类集体项目运动健将、田径项目运动健将、武术项目武英级和其他项目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运动员，可以免试进入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学习。
因此，免试保送成了出成绩的奥运健儿上大学的主要方式。例如最近丁宁宣布退役，进北大读研，走得就是这条道路。
▲丁宁被录取的名单公示，图片来源：北大体育教研部官网。
当然，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能在合适的年龄出成绩，对于更多远动员来说，上大学的途径还是依赖高考，这就有了“体育单招生”。
体育单招给了部分有资格院校单独招生的权利，报考学生必须是国家二级及二级以上运动员。体育单招考生不需要参加高考，而是参与各高校自主准备的专业能力测试，分数是专业课与文化课成绩相加。其中文化课4门课程总分600分，只有过180分即可，因此更多地是看学生的体育竞技专业能力。
本届奥运也有多名运动员是通过体育单招的形式考进大学的。例如西南大学的跳水三米板冠军施廷懋、举重冠军谌利军以及奥运旗手赵帅等。西南大学体育竞技学院老师刘君（化名）告诉懒熊体育，“施廷懋考入西大的时候还在省队没进国家队，赵帅是以陪练运动员的身份考入西南大学的。”
▲2016年，施廷懋在西南大学参加奥运健儿凯旋座谈会。
大学还是提供了和体工队不一样的文化氛围。刘君提到了西南大学对运动员的培养路径。“运动员实行导师制，在他们调整训练、比赛间隙、或者训练不太紧张的时候，会回到学校进行学习，如果训练比较紧张，比赛任务比较重的话，就通过在线学习。”刘君告诉懒熊体育，“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3到6年弹性制的学制，博士目前还没有学年限制。”
这在目前已经是一项不错的尝试，一改以往“体校—省队—国家队”的训练模式，有了更多人文情怀，且已有高校采用“宽进严出”的策略。但就现在而言这种模式并不普遍，高校也没有标准化的培养专业运动员的手段和模型，更多还是依赖运动员本身的自觉性。
但是体育单招的录取率在逐年降低。据柏木体育CEO余洋告诉懒熊体育：“这几年各高校招生人数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报考人数在逐年增多，因此录取率逐年下降。”柏木体育专门从事体育单招培训，就余洋的观察：“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政策说要去扩招。”
体教融合不断“下沉”
随着体教融合不断深入，一部分普通中小学也有竞技人才培训项目。
2020年8月底，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以及深化体校改革等。
体育教育学者易剑东教授向懒熊体育介绍到，某些学校有单个项目的培养传统，体育局会把它作为一个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省市区有时会给予一定的支持。例如杨倩的高中清华附中，就是射击运动员的培养基地，在这之前，杨倩读的是宁波体校。本质上，杨倩也是通过体育单招考上大学。
部分高校也在和中学合作进行联合培养，例如北体大和北体大附属竞技体校，历来年为北体大输送了不少专业人才。
还有的学校是独立培养，可能相对来说数量不多，但也不乏有趣案例。
2020年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5位全日制中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击败了各支专业队，夺得男团冠军。这是本次比赛唯一一支由中学生运动队，也是学生代表队在少锦赛史上的第一次夺冠。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队男队获得男子团体组冠军。
队伍中4位学生来自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其中一位主力队员刚上高一，中考成绩班级第二，算是班里的“学霸”。据教练丁倩介绍，几位选手每天训练只有4点到7点三个小时，平日里不耽误文化课学习。丁倩将夺冠原因总结为三点——学校对运动员的管理、教练团队的专业性以及核心技术。
目前学校已有多名乒乓球特长生通过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高校，单向北大乒乓球队就输送了8名运动员。
而近年来热议的CUBA已逐渐成为体教融合的“样板”，其实它也是类似模式，不过其赛事系统和商业模式更加健全，更偏向于美国的职业运动员培养——运动员在普通初高中就读，参加学校训练队，很可能已经打过CHBL（全国中学生超级篮球联赛），之后以体育特长生或者体育单招生的身份进入高校，为高校球队效力。能力突出的有机会效力职业联赛，甚至效力国家队，例如新疆男篮的曾令旭，就是从丹东一中考入清华大学，加盟CBA，2017年入选国家队。
▲曾令旭。
虽然从目前来看能从CUBA进入CBA或国家队的难度非常大，但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今年7月在青岛落幕的CBA选秀大会，30名入选球员中，有17名来自CUBA。
难解的“顽疾”
“成绩换文凭”一定程度上激励了运动员自主学习，也保证了退役运动员的职业发展问题，但近几年也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评价道，“不上课、不考试就让运动员进大学，这种奖励制度对他们来说究竟是否合适，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些问题都值得相关部门深思。”
尽管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了“宽进严出”的政策，但“挂靠”形式依旧普遍。一位高校体育学院负责人告诉懒熊体育，很多地方高校跟地方体育局有合作，学籍放在学校，仅在名义上作为高校学生代表，“伪体教结合”，在培养方面并没有要求，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队训练。这也成了各省市体育局留住人才的一种方式。
杨倩“带火”的清华射击队，事实上这不是清华大学第一次开展更低级别教育的联合培养，最知名的案例就是“清华跳水队”。
据《人民日报》报道，1997年，清华大学成立跳水队，请来知名教练于芬，开始在教育系统内部实践“一条龙”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跳水队所选拔的小队员从清华附小、清华附中一路到清华大学，在保证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接受正规的文化课教育。同时，清华跳水队与各地方体育局实行“双注册制”，队员平时在清华大学训练，国内有比赛时可以代表各地方队参赛。现任跳水三米板冠军施廷懋曾是清华跳水队的一员。
但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取消了专为清华跳水队而设的“双注册制”。清华跳水队的队员要么代表学校，要么代表地方队，这引发了大规模的人才“出走”危机，多名队员放弃此前与清华大学签订的15年培训合同和学业，转为专业运动员，最终的去向都是国家队。
清华跳水队模式的失败，也暴露出体育和教育两个系统在“体教结合”问题上的利益纠葛与矛盾冲突，在对优秀运动员的争夺、组织参与国际赛事等方面，教育系统触及了体育系统的底线。
这种现象正在慢慢好转，现如今的“省队校办”已经成了体教融合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简单的说，就是高校培养的“校队”只要成绩突出，就可以代表省队参加比赛，目前发展比较成熟的有南京工业大学的江苏女子垒球队、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河南省太极拳队等。
关于人们理想中的“体教融合”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或许现阶段看不到质的变化，但改变已经发生，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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