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真的来了。8月8日，东京风雨交加。
10天前预报的台风在东京转了弯，高温持续，甚至达到了近些年的最高点。老记们早已从吐槽MPC昂贵的饭菜转到了炎热的天气，有人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例，当时举办时间在10月中旬，而如今的奥运会被转播商绑架，不得不在收视率最高的暑期。殊不知，那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创了卫星转播的先河，美国发射“辛科姆”卫星，向全世界各地转播大会实况，而且，那些日子的东京阴雨连绵，正如此刻，致使比赛上座率不高。
最后一天的上午，朋友圈里有人还在担心美国金牌数会不会超越中国。美国记者也在嘲笑自己的老乡——各大媒体平台都按照奖牌总数排名，美国理所当然的排在了中国的前面。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灵魂拷问：金牌重要吗？
或许更应该问：奖牌重要吗？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东京奥运会中国军团最值得骄傲的绝不仅是金牌总数，而是整体奖牌水平，银牌的数量与金牌接近，而铜牌也达到了前者的1/2，不仅如此，除了几个梦之队延续强势、重回巅峰，中国队在田径赛场的突破，在奥运传统项目比如马术的进步，新项目比如滑板上的第一步，更值得称道。里约奥运会，中国队奖牌总数70，而美国队以121的数量高居榜首。这一次，我们与美国的奖牌总数之差缩小到30，固然有疫情影响外国选手备战的因素，但也昭示了中国体育全方位的提高。
95后、00后中国运动员令人惊叹的不只是他们的自信和沉稳，还有张扬的个性和开放的表达，采访他们是一种欢乐的体验。张雨霏的批发金牌，徐嘉余的转圈相互颁奖，杨倩的油焖大虾，曾文蕙的爱豆时代少年团，李雯雯的比心……各种出圈，频频跨界，全民参与的奥运会热搜，短视频在快手、抖音等平台的刷爆，这是一个碎片化信息疯狂轰炸的夏天，疫情时代的全民狂欢盛宴。
▲李响和中国运动员们。
我就在这样的轮番轰炸里、冒着近40度的高温东奔西跑于奥运赛场，只有从微信朋友圈得知东京的感染人数屡创新高，与开赛前我的预测相反，没有观众的欢呼，运动员仍然不断打破着世界纪录，不同肤色的记者们依旧忙忙碌碌，一切与以往的奥运会没有什么不同。
东京都申奥委员会事务局局长、东京都议员铃木隆道虽然在开赛后没有直接参与组织工作，但在我请他为奥运会打分的时候，他给东京奥运会打了满分10分。我的问题不乏尖锐：被人诟病的开幕式，迟到的记者大巴，被丢弃的志愿者便当，抗议举办奥运的示威活动，屡创新高的新冠病例，以及高达200多亿美元的支出……
▲李响采访东京都申奥委员会事务局局长、东京都议员铃木隆道。
铃木先生举重若轻地见招拆招：开幕式体现了日本特有的文化表达方式，大巴和便当这样的小细节可以忽略不计，持续升高的病例数与奥运会并无关联。随着比赛日本运动员在赛场上获得越来越多的奖牌，日本民众的态度迎来转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议论趋向正面，收视率节节高升，“我们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预算大约是60亿美元，一般来说历届奥运会的最终支出都会是原始数字的2、3倍，都是亏损的，所以这样的花费大致合理。”局长的话的确有事实佐证，里约奥组委在2016奥运会结束10个月后宣布，里约奥运会的总支出是131亿美元，而最初的预算仅仅为46亿美元。
“最终让我们决定如常举办奥运会的是要对各国运动员、对所有为奥运会付出努力的人有一个交代，特别是疫情之下，奥运会为我们带来的是希望。”东京奥运会最让铃木隆道和同事们失望的当属空荡荡的体育场，1964年还在上初中二年级的他现场观看了排球，彼时“东洋魔女”叱咤风云，他至今难忘排球赛场日本观众为女排加油的震撼画面，“空场举行实际上在我们的预期之外，而现场看比赛的激动和看电视转播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次我不得不从早到晚坐在电视机前，太遗憾了，也不能去酒馆和朋友一起喝酒看比赛。”他说，他的同事、好朋友桥本圣子等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为观众进场而努力，但是迫于疫情压力不得不放弃当初的决定。
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新宿的酒吧街比往日冷清，严禁贩卖酒类饮品迫使许多酒馆关了门，然而依然有些生意兴隆的酒吧不顾禁令，宁可不要每日4万-6万日元的补贴，抑或宁肯成承受20万日元的罚款，酒照卖，人照来。据说曾有善于投机的国人为了赚取补贴临时开了酒馆，后来被日本人发现更改了政策，领取补助必须查看往年纳税记录。
餐厅堂食的人也比往日稀少，与国内相似，顾客要测体温、酒精消毒，墙壁上到处贴着“默食”的标语，有的餐厅在桌子上架起了透明格挡，所有的店员戴着口罩服务，当然除了一个人用餐可以闷头狂吃，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默食”。
采访了9届夏奥会、9届冬奥会的美国《体育画报》知名记者布莱恩·卡泽纳夫，在媒体人员隔离期14天后，昨天第一次坐了地铁，吃了生鱼片，“局限于赛场和酒店，无法与当地人交流，无法融入日本的奥运文化，感受奥运氛围，难免让人失望。”相反，对于东京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布莱恩给予高度评价，在他看来，排除万难的奥运会高效有序、运转正常，日本工作人员热情认真，完全超出他的预期。
我遇见了很多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记者，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的美女记者盖布瑞拉·鲍威尔也给东京奥运会打了满分，《队报》的斯戴芬·艾米迪和波兰同行托马斯·武夫科唯一抱怨的就是天气，而天气，无人能够左右。
我对他们所说感同身受。试想，当你完成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赛场和MPC、或者回到酒店，遇见的每个人都会对你说上一句“谢谢，辛苦了”，这是怎样的治愈啊。虽然日语是我的第二外语，所学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日子我用的最多的只有一句：お疲れ様です！（辛苦了！）
某天清晨，身穿迷彩服的自卫队安检小哥特意对我说了句中文，“你好，谢谢”，至今记得他深邃清澈的眼神。奥运会结束前，一向腼腆沉默的士兵们除了秀中文，还有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
闭幕式前几小时，中国的金牌数量被美国反超，中国队最终以38金、32银、18铜追平2012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有朋友扼腕叹息，也有人感慨中国仍然难以撼动美国体育第一强国的地位。
我问布莱恩是否对美国的表现失望，布莱恩的回答体现了职业记者的冷静：美国观众可不像其他人那样情绪化，就像我和很多运动员都熟悉，可他们的成绩与我无关，表现好我要报道，表现不好我仍然要报道。他只是为日本民众感到遗憾，因为所有的本土运动员大概都希望亲人、朋友和同胞在主场为自己加油。
不得不说，作为记者，这种超然的冷静客观令人钦佩。中日对决、中美金牌之争，在奥林匹克的国际大舞台上，只不过是一朵浪花。令布莱恩最为动容的一个画面发生在田径场内，当撑杆跳队员习惯性的高举双手示意观众为她鼓掌，偌大的体育场内却无人回应。许多年后回忆起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这个画面将永久定格。
疫情之下，改变的不只是观赛体验，还有采访方式。我给美国体操队和加拿大游泳队新闻官的邮件、短信、Whatsapp等各种采访申请犹如石沉大海，至今没有得到回复。菲尔普斯接班人、勇夺五金的德雷塞尔，有苗族血统的苏妮·李，以及中国弃婴、在加拿大长大的玛格丽特·麦克尼尔，滞留在日本长达两年的南苏丹运动员和教练，曾经在里约采访过的阿根廷帆船选手、即将60岁的圣地亚哥·朗格，所有面对面采访都无法达成，多么令人懊恼。
这是一届让我又爱又恨的奥运会，一如往昔。无需诟病铃木先生所说的小细节，里约奥运会时，一辆记者大巴甚至受到了枪击。在东京，我遗失在出租车上的手机3小时候后被送回酒店，完璧归赵。还有数不清的鞠躬和问候，当然也有日本人严格得近乎僵化的规矩。
奖牌重要吗？与所有这一切相比，又不是那么重要。布莱恩已经在期待2022北京冬奥会，他记得鸟巢，水立方，记得空中点火的李宁小小的身影，然而那个身影所代表的涵义却无比广阔深远，那是他第一次认识中国。
闭幕式焰火腾空，欢快的节奏与开幕式的压抑大相径庭，呼应了巴西足球运动员玛塔的那句话——哭泣着开始，微笑着结束。坐在身边的漂亮的日本女记者送了把扇子，另一边来自意大利罗马的自由撰稿人西蒙斯给我带了一桶热腾腾的方便面，让我演示如何在满是字母的电脑键盘上敲出神奇的方块字。屏幕上打出ARIGATO的时候，我们一起大声念了出来，一丝不舍浮上心头，恰如5年前告别里约时的黯然。
夜幕下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外，依然聚集着抗议东京奥运会的人群，而另一边，许多人朝着不停驶过的媒体大巴挥手致意。想起刚才的日本美女记者所说的话——如果说奥运会开始前，支持举办的当地人只有一半，结束时已经增加到了7成吧。
巴赫说：WE DID IT TOGETHER！ANYWAY，不管怎样，我们做到了，ARIGATO，谢谢，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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