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在北京延庆的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冰球馆，北京体育职业学院队（以下简称“北体职”）的冰球小将朱启彰和队友兴奋地把奖杯举过头顶。这一天，2021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以下简称“全锦赛”）落幕，代表北京冰球的北体职战胜以齐齐哈尔一队为班底的重庆队卫冕夺冠。
朱启彰的另一重身份是国际关系学院传播学专业的本科生，他当初并没有凭借冰球获得录取上的优待，而是和普通考生一样考进大学，夺冠后，他马上还要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朱启彰的队友陈恺麟则要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业，陈恺麟14岁就奔赴加拿大求学，去年被加拿大安大略冰球联盟OHL的队伍选中，成了一名专业冰球运动员。
如果说北京队的对手们是体制内的“整编军”，那么北京队的人员组成多少有点“东拼西凑”——既有朱启彰这样的国内大学生球员，也有陈恺麟这样的冰球海归，和朱启彰、陈恺麟一样，北京队大多数球员都是在家庭和俱乐部培养模式中成长起来的。
火车战胜了马？
在半年前举行的2020年全锦赛男子组比赛中，北体职就点球赢下了哈尔滨队获得冠军。赛后，队长英如镝高举奖杯的照片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他的父亲、著名导演英达赛后意味深长地对媒体说：“这次北京球队击败东北球队有些偶然。以后，东北球队击败北京球队才是偶然现象。‘火车’战胜了‘马’。”
英达口中的“火车”和“马”，指的是中国冰球人才培养模式的变迁“我们传统冰球体系学的是苏联和东欧，现在那边（苏联和东欧）不这么搞了，北京的家庭和俱乐部青训模式才是未来。”虽然北体职的获胜是不是能推导出上述结论值得推敲，但近二十年，北京在青少年人才的培养上确实做对了一些事情。
“北京目前在十四五岁以下冰球人才的培养确实做得不错，北京青少年这块现在是人多、队伍多、冰场多、比赛多，这样人才选拔的余地就大。”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冰球部前副部长纪俊峰告诉懒熊体育。2019年，北京冰球队派出的6支队伍参加二青会冰球项目全部5个组别的争夺，共获得4个冠军和1个亚军；2019年全国青少年U系列冰球锦标赛，北京成了最大赢家，在男子方面拿下了U16组别外其他所有组别的冠军。
如果说传统的“运动队”模式背后是“看得见的手”，推动北京青少年冰球实现超车的则是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
“现在的冰球人才主要都在俱乐部和普通的学校里。”纪俊峰说。市场主导下的“俱乐部模式”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冰球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之一，该模式的发源地就是北京。从某种程度上，1998年出生的英如镝就是中国冰球家庭和私人俱乐部培养模式的初代成果，而北京青少年冰球发展史则为中国体育贡献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样本。
北京冰球在二十年前播下的种子，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英如镝夺冠后高举奖杯。
“北京的冰球是家长们攒出来的”
2016年以前，北京并没有冰球专业队。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冰球开展得比较早。因此北京在竞技层面一直被东北尤其黑龙江省碾压并不奇怪。
黑龙江省冰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还留有“计划经济”的时代特征，培养主体以政府机构为主、社会机构为辅，哈尔滨冰上训练基地、齐齐哈尔冬季项目管理中心、佳木斯运动队等是省内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
黑龙江省人才培养的训练经费来源也比较单一，省体育局和省属各地体育局承担了几个培养基地的大部分开支。但政府“一肩挑”式的拨款，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
竞技方面，传统的中国冰球人才会沿着业余体校或传统体育项目学校——省市体工队——国家队这样的“三级训练网”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球员还要进入“一条龙” 的教育管理体系，根据年龄和文化程度被编入相应的学习班级或考入相应的高等教育专业，接受各种层次的文化教育，而且这方面一直是被相对忽视的。
和东北不同，北京作为发达城市，冰球是从市场做起，再与体制接轨。
世纪之初，当时冰球在中国还是冷门项目，尤其是男子方面水平不高，冰球并没有大赛夺牌的可能，因此国家对冰球几乎没有政策需求。出于对竞技成绩的考虑，国家更倾向于把资源投入到更适合国情、更容易出成绩的项目，因此当时仅在东北有寥寥几支冰球专业队，东北之外的地区，冰球基本是一片荒芜。
2002年前后，在被遗忘的角落，北京冰球的社会力量自发地萌芽，重要标志就是虎仔队的诞生。当时北京冰球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外籍子女和家庭条件优渥的中国孩子，英如镝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经常和妈妈在国贸附近逛街，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有小朋友在滑冰，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就开始学。”英如镝曾如是告诉《法制晚报》。
▲英如镝（左一）和宋安东（中间）都是在虎仔队成长起来的。
2005年，代表北京青少年冰球的龙队参加了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传统冰球赛事贝尔首都杯邀请赛，加拿大系统的培训体制和完善的联赛机制让球员和家长们开了眼界。回国后不久，也就是2006年初，包括英达在内的几位冰球家长在国贸冰场开了一次“家长会”，正是这次家长会后，虎仔队诞生。
其中不但有英如镝，还有2015年成为NHL近百年历史上第一位被选中的中国球员宋安东。成立当年，虎仔队就在加拿大的贝尔首都杯邀请赛拿到冠军，而当时整个北京这个年龄段打冰球的孩子也就30来人。直到现在，虎仔队的传奇还在北京的冰球圈口口相传。
可以说，早期北京青少年冰球是依靠家长们的热爱推动起来的。“北京冰球刚开始的很多活动就是家长们攒出来的，”英达曾在一次冰球家长沙龙中感慨。
当时虎仔队球员家庭条件大多非常优越，培养目标也不是专业上的竞技成绩，而是停留在家庭和个人层面，家长的初衷多数是强健体魄，或者是基于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宋安东最初学习冰球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冷气可以医治喉炎。另外，冰球项目本身新奇的特点也给家长们提供了独特的价值感，成了小圈子里的沟通纽带。
在没有官方引导的情况下，北京的家长们在摸索中把青少年冰球带上了一条脱离体制、更接近北美冰球发达国家的培养道路。
火车来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俱乐部模式”在中国兴起。随着一些运动项目市场化，建立职业联赛，商业化俱乐部开始出现。“俱乐部模式”同样是以提高技术水平为目的，但是投入的主体并不是国家，而是企业团体。职业联赛能为运动员带来丰厚的收入，运动员可以将打比赛作为一种“职业”。
冰球运动在青少年层面就借鉴了更接近冰球强国人才培养模式的“俱乐部模式”，也就是英达所说的“火车”。冰球俱乐部通常为市场化运作的私人企业，和体校不同，俱乐部只负责学员冰球技巧的教授和实践，不负责学生的文化课学习。俱乐部也几乎没有人才筛选门槛，只要付费，学员就能实现从学习滑冰到进入俱乐部球队、再到代表俱乐部队参加比赛的过程。
通常一个孩子加入俱乐部后会从基本滑行开始学起，然后过渡到冰球专项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冰球训练后，球员可以加入各俱乐部相应年龄段的队伍，代表俱乐部参与比赛。在北京青少年冰球萌芽的时候，球员的训练并不系统，更多是一个教练带一支队伍。随着冰球事业的发展，俱乐部的运营越来越成规范——俱乐部会从国外引入更系统的教学体系，中国冰球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开始吸引外教来淘金，进而提高了整体教学水平。
俱乐部还利用渠道资源对接国内外的赛事，以便为球员安排实战，配套开发出各种冰球冬令营、夏令营的培训产品。
在北京青少年冰球起步阶段，孩子们几乎没有比赛可打，从2002年到2006年，北京都没有举办过超过3支队伍的青少年冰球比赛。学员只能在各队内部组织对抗赛。家长们也意识到一项运动光靠练是练不好的，尤其是冰球这种强对抗的集体项目，没有比赛不行。
2006年后，随着北京学习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冰球家长开始张罗“搭台”。2008年，他们模仿北美的青少年冰球运动模式，组织了俱乐部间切磋的平台——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英达曾感慨，“第一年联赛只有4支队伍参赛。”这其中包括2支个人队和2支俱乐部队，参与比赛的孩子总共不到50个。
事实上，前四届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诞生后，俱乐部联赛的参赛队伍和人数稳步增长。根据北京冰球运动协会的数据，到2018-2019年第十一届联赛，已经有了263支队伍、330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可以说，青少年冰球联赛的出现是俱乐部培养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俱乐部模式能在北京萌芽和壮大并不让人意外。相比田径、足球等项目，冰球的入门门槛更高。这种高门槛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也就是冰场的投入上。虽然北方很多地方在冬季都有室外天然冰场，对冰球俱乐部来说，要想提高成绩，就要有更稳定的场地，因此青少年冰球俱乐部通常依托于室内冰场，尤其是商业冰场，商业冰场动辄千万级别的初始投资和每年百万级别的能耗费用，让其非常依赖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城市整体体育投资的增加。
从过去十几年的历史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冰场的数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而北京室内的冰场一开始基本都是私人企业投资建设。早在1999年，全国第一批商业冰场代表、也是英如镝最初练习滑冰的启蒙地——国贸冰场就开业了。
▲见证了北京冰球发展的国贸溜冰场。
在冰场数量方面，北京目前在国内也是遥遥领先，2002年，在北京青少年冰球刚刚起步的时候，北京仅有两家室内商业冰场，但是到2018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44家。较多的室内冰场为北京青少年冰球俱乐部模式提供了稳定的训练场地。除此之外，冰球相当考验家庭的经济实力，经济投入往往决定了孩子在这项运动中能走多远——一身专业的护具和球杆从几千到数万元不等，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护具还要定期更新，另外，每个孩子每年的训练费用也要超过10万元。
NPC入场，体教融合的冰球样本
北京青少年冰球发展早期更多依靠市场自发行为和冰球家庭的单打独斗，缺少引导和协同。2012年，一些冰球家长发起成立北京市冰球协会（下称“北冰协”），协会开始承担“NPC（游戏用语，指的是游戏中一种非玩家角色）”的角色。作为代表北京市开展国际冰球运动交流唯一的社会团体，北冰协制定了北京市冰球运动员的注册管理办法，让北京冰球逐步实现了专业化、正规化。除此之外，北冰协还致力于完善青少年赛事体系，成立当年，北冰协就“收编”了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
背靠主管单位北京市体育局，北冰协更大的贡献在于串联起了冰球和教育，开启了冰球的体教融合实验。北京青少年冰球体教融合是学校教育、校队和俱乐部训练的“三位一体”。
随着北京打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一些冰球基础比较好的中小学校开始主动组建冰球校队，还有不少学校的冰球队最初是由家长发起，后来被学校纳入校队建设。2013年，由北冰协承办的北京市中小学生冰球校际联赛诞生，在组织校级联赛方面，北京冰球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列。第一届校际联赛只有12个学校参赛，到了2021年，共有119所学校的126支队伍参加比赛，参与运动员1730名。因为参赛队伍和人数越来越多，校际联赛如今已经分化出6个组别。
逐年增长的注册球员支撑起了以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和冰球校际联赛为骨架的赛事体系。2019-2020赛季，北京冰球注册球员已经发展到4500余名，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学生。考虑到一些打冰球的青少年并未注册，北京冰球青少年人才的厚度已经领先全国。2014年全国男子少年冰球锦标赛上，北京队接连战胜两支来自东北的冰球专业队，以全胜战绩夺冠。这普遍被认为北京青少年冰球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中国冰球房间里的大象
不管北京青少年冰球发展得怎样如火如荼，仍受制于中国冰球的大环境。青少年“没有上升通道”造成人才流失，是中国冰球”房间里的大象“，没人能视而不见。2007年，宋安东和英如镝等虎仔队的中坚力量相继前往加拿大、美国留学，成为了北京最早的一批“冰球候鸟”。
北美冰球运动的兴旺不但因为发挥了俱乐部人才培养的作用，而是以市场化运作为前提，针对不同水平的球员设立了丰富的赛事体系，最重要的是打通了学员从小到大的升学和就业路径。以加拿大为例，把冰球运动作为兴趣并达到一定水平的球员，可以选择学业路径、进入大学，大学期间可以参与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组织的冰球比赛，毕业后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进入职场或者进入职业联赛。而立志以冰球为业的小球员，则可以参加加拿大冰球联盟（CHL）这样的青少年冰球赛事，为今后进入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成为职业球员做准备。
▲宋安东进入了康奈尔大学校队随队征战NCAA的比赛。
国内目前还几乎没有职业联赛体系能承接打冰球的青少年。根据国际冰球联合会2019年的数据，中国目前注册的男子成年冰球运动员仅有252人，女子女运动员239人，因为发展水平低、参与人数过少，高水平的职业冰球联赛无法开展，孩子们成为职业球员的通路基本被堵死。
而在国内求学的冰球青少年中间则存在“15岁现象”。进入高中后，像朱启彰这样能兼顾学习和冰球的成功例子十分少见，大多数孩子要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因为国内普通大学对冰球特长生的招生还处于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做了更保险的选择——放弃冰球、专心准备高考。这也造成中国冰球人才在这个年龄段的严重断档和流失。
奥众体育的CEO赵相林曾告诉懒熊体育：“实现人才流动需要先着力解决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问题，现在只有哈体、首体等少数几所体育院校有冰球专项的招生。如果一些名校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这些打冰球的孩子就可以留在国内，不需要出国。即便他们将来打不了职业，名校文凭对于就业也是有帮助的，也会吸引更多人走这条路。”
回顾历史，市场化运作的冰球俱乐部成为了北京青少年冰球体系的“一”，在俱乐部之上“万物生长”，开始逐渐发展出赛事体系和行业协会，完成了和教育的协同。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以家庭和俱乐部的培养模式是符合北京实际情况、值得坚持和推广的模式。
不过，仅凭北京在全锦赛的两次夺冠就说传统的冰球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没有存在价值，为时尚早，事实上，这个模式完全可以和其他模式进行嫁接和融合，重新焕发生命力。
另一方面，虽然北京青少年冰球的培养模式更接近冰球发达国家，但培养体系还不够健全，培养水平仍然有限。因此，长远看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推进冰球运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培养模式从单一体育系统的三级管理走向学校、社会等多元化发展，实现体教结合是未来的大趋势。
中国冰球要走的路还很长，毕竟百年育人，冰球不只是一代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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