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5:00-7:00练习。有些球员5点刚下课，他就稍微晚到一点；晚上6点40有课，6点半就得（提前）走一拨。”张剑一边向懒熊体育介绍，一边点开了手机上一个密密麻麻的电子表格，上面记满了所有队员的课程安排。那是他考核队员们训练出勤情况的重要依据。

相比职业青年队的封闭式管理，在北大，篮球队主教练张剑每天只能在这两小时里见到球员。尽管蔡元培先生早在百年前就提出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理念，但在这所全国最顶尖的学府里，课业仍然是每名学生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

“高水平运动员”也没有任何特权。他们被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院系，需要修满和普通学生一样的学分。没有减免，没有加分，也没有单独的考卷。唯一的“优待”是，他们被允许用5年时间来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但只需要正常缴纳4年的学费。

教练只负责训练和比赛，无法为球员们在学业上提供任何帮助和便利。所以张剑会在入学前给队员一点小建议——“建议选择偏文科的院系。如果学物理，可能实验一做一天，连饭都吃不上，（训练比赛）就要受影响。”

一、上大学还是打职业

张剑个子不高，体型偏胖，戴着一副厚厚的无边框眼镜。他在训练场边不苟言笑，喜欢用小幅度的肢体动进行技战术提示。在CUBA球迷口中，今年57岁的他被亲切地称作“安西教练”。

▲张剑（中）和北大男篮（图片来自张宁微博）

过去7年，张剑带领北大男篮4夺CUBA全国总冠军。其中在2017-2019三年，他们更是实现了三连冠的伟业。7名来自北大的大学生球员通过CBA选秀大会成为职业球员。在全国所有高校中，这项数据首屈一指。郭凯和王少杰更是分别成为了2016和2019年的选秀状元，而万圣伟、祝铭震等球员也都逐渐在职业赛场站稳了脚跟。

35年前，当张剑来到北大任教时，他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成就。当时男篮在北大还属于二类运动队，没有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名额。“分组对抗凑不够人，就去赛艇队借。那时觉得，北大没有义务培养职业（篮球）球员。”谈起1998年率队夺得首届CUBA北京赛区冠军的经历，张剑说那只是“意外的惊喜”。

“当时认为（CUBA）初衷还是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要打篮球，但更要接受教育。”即使已经成为拿下4座CUBA奖杯的冠军教头，他仍然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位教师。张剑透露，曾经有一名球员想在大三提前参加选秀进入职业赛场，希望教练可以帮忙“解决毕业证的问题”。

“没法协调。你没完成课程，没完成学业，你怎么能走？”

2010年，男篮被列为校重点运动队，张剑这才终于能通过单考单招、降分录取等方式招收体育特长生。北大的金字招牌很快成为了最好的招生广告，郭凯正是在开放招生后的第二年加入了球队。

在北大邱德拔篮球馆的训练场上，懒熊体育见到了两名前来试训的高三球员。和众多学生球员一样，他们希望通过篮球进入北大。场边带队的高中教练说，自己的学校在当地同年龄段比赛中具有很强实力，“大部分同龄职业梯队根本打不过我们。”

“过去巴不得打职业。现在的小孩，职业队要他，大学也要他，他（选择）上大学。”张剑试图用社会评价体系的改变解释优质生源变多的原因。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来自CUBA联赛主管单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对参赛球员身份认定的改变。

过去，一旦球员参加过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就无法在CUBA出场比赛。这使得孩子们往往在进入高中前，就必须做出“进青年队或者继续读书”的单项选择。毕竟，哪怕球技再高，大学也不会把宝贵的特长生名额给到无法为学校出场比赛的球员。据张剑介绍，大体协如今将规则改为了“曾参加全国U19、U21青年联赛，将不得参加CUBA比赛”。

这让边读高中边打球成为了可能。既打消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又能避免部分晚熟的优秀球员过早流失。它将过往一次选择定终身的是否逻辑，改为了容错率更高的循环选择逻辑。

二、选择不打职业的权利

几天后，在距离燕园155公里的天津市东丽区，中国民航大学男篮主教练郑军对懒熊体育的判断提出了质疑。

“我倒没觉得现在大学生水平比那阵高多少。”他说话带着很浓的的天津口音，但内容却丝毫没有和“相声腔”相匹配的轻浮。“大学生永远是业余的，最起码他一半的精力要搁在学习上。”

说完这句话，他顿了一下，补充道：“但好像专业青年队和大学生水平越来越近了，是中国篮球在退步吗？”

在这所直属于中国民航局的行业性院校里，郑军和他的队员们几乎是最耀眼的明星。2015年，他们在主场加冕CUBA东北赛区冠军，半决赛中正是绝杀了由郭凯领军的北大男篮。当年队中的谷玥灼、贾明儒在那届比赛后先后加盟了CBA的佛山龙狮俱乐部（现为广州龙狮），算上2014年加入四川金强的陈辰，郑军手下也有3名球员进入职业赛场。

▲郑军和谷玥灼（图片来自谷玥灼微博）

但郑军其实并不鼓励球员通过选秀成为职业球员，尽管他以前也曾是天津男篮的一员。“打几年球退役，（球员）找工作可就麻烦了。”

那届东北赛区的MVP孙瑞丰就是一个被成功“劝退”的案例。刚进大学时，他“一心就想打职业”，和天津青年队之间胜率极高的热身赛成绩更是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为数不多的输球经历让他印象深刻。他清楚地记得某次输给天津青年队后郑军表达不满的方式——“两天后去客场比赛，你们不赢30分，全部跑回民航大学。”

孙瑞丰告诉懒熊体育，比起18岁一心只想进入职业赛场的状态，他会在毕业季考虑家庭情况、考虑女朋友的感受、甚至考虑从校园联赛进入职业赛场后，会面临的位置转变等细节问题。”这些都是师父给我的启发“，他管郑军叫做师父。“是父亲的那个‘父’”，他特意跟我强调了一句。

“他（孙瑞丰）改不了位置。”郑军笑着再次隔空“否定”了爱徒，他说话总是那么直接。不过对他真正认定能去CBA发展的好苗子，他也会尽力相助。

2019年选秀大会前，郑军在四川男篮的队友曾找他咨询过袁堂文的情况。袁堂文来自厦门大学，只和郑军在备战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有过短暂交集。但郑军依然极力向队友推荐了袁堂文：“我告诉他（队友），‘这个孩子你要用的，他球能给你传好。’”

可惜这样的故事并不多见。在郑军看来，多数情况下，职业队对待大学生球员的态度还是显得有些傲慢。“当年贾明儒我第一个推荐给了天津队，毕竟我是从那个院儿里出来的，结果后来（还是）去了广州。”

更多时候，私下的交情比职业精神管用。郑军在天津青年队的朋友曾主动向中国民航大学推荐给好苗子，“他是出于对球员的爱护”。在郑军的那位朋友看来，读书也许并不比进青年队差，至少拿到文凭对未来有保证。重要的是，读大学也不会彻底断送年轻球员进入职业赛场的机会。

三、足球的一厢情愿

这是一个让足球小队员们无比羡慕的现实。和总共为CBA输送了27名职业球员的CUBA相比，在中超中甲赛场上几乎还看不到从CUFA（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简称大足赛）走出的球员。

得不到机会有两个原因。大足赛自身高质量比赛数量少、水平参差不齐是其一。此外，和拥有一套愈发成熟的选秀制度的CBA联赛相比，大足赛和职业联赛之间并没有搭建起类似的桥梁。

深圳翠园中学的教练文武认为，篮球“人数少、训练组织比赛相对更容易”。他向懒熊体育举了一个例子：篮球最少只需要10名球员就可以开展分组对抗训练，而要达到同样的训练效果，足球队要保证至少有22人，“训练形式和招生人数，没有办法跟篮球比，没有可比性。”

在他看来，如果短期内很难提升大足赛的整体比赛质量，其实可以考虑将大足赛中的少数强队放进职业体系里成长。“大足赛前四名，应该（被）允许参加当年的乙级联赛。”

▲金志扬早年曾带领北理工足球队参加中甲联赛

这样的模式不是没有先例。早在2006年，北理工足球队就在著名教练金志扬的带领下参加了当年的乙级联赛，并成功升入中甲。此后三年，中国足协允许当年的大足赛前两名直接参加乙级联赛的附加赛阶段比赛。三峡大学、延边大学都曾和中甲擦肩而过。不过这个规定只维持到了2009赛季。在那之后，体教再次分离。

“外援基本只能找留学生，韩国的、乌拉圭的、荷兰的……有的只能踢一年。”时任北理工足球队队长卢斌向懒熊体育回忆道。和只允许国内球员注册的乙级联赛不同，升入中甲后球队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北理工在中甲连续征战了9个赛季，证明了“学生军”也能在职业联赛占据一席之地。

“北理工可以踢，第二名第三名为什么不可以？（在大足赛）北理工赢谁都不轻松。”文武也用了北理工的案例来支撑自己的提议。“能不能保级不说，至少给球员们一个向职业球队展示自己的机会。”他顿了一下，补充道，“反正现在中乙也那么多不玩（退出）的。”

卢斌也认可这样的说法。研究生毕业后，他留在学校成为了球队的领队。目前北理工已经和全国多所中学达成了合作，吸纳了大量从校园足球走出的优秀人才。

“大城市里真正会踢的，都在学校里。”在他看来，在年轻球员面临第一次选择——中考时，还是有大部分球员愿意选择进入如人大附三高、清华附中这样的名校，一边踢球一边读书，万一踢不出来还能进大学。但当面临高考的第二次选择时，读大学还是进入职业梯队，仍然是一道相互冲突的单项选择。

在他的描述里，大学没有很好向职业队输送人才的渠道。只能通过休学（时限为两年）或者熟人介绍的方式和职业体系取得联系。“比如今年成绩好，有球队来问。成绩不好谁来问？”评价体系更多建立在整体实力上或者人际关系上，针对个体相对公平的考核机制尚未建立。

▲青超全国总决赛现场，空荡荡的看台（图片来自微博@中超青年CSLY）

“大足赛前8的队伍，肯定能为职业队出人。中超不说，低级别中甲中乙可以吧。”不过由于低级别联赛近年来欠薪解散等事件频发，卢斌坦诚他并不鼓励学生往职业发展，“好不容易去了985了，毕业更不愿去（踢职业）了。”

不过和CUBA教练郑军劝弟子放弃职业梦想不同，大足赛球员们告别职业只能被称为一厢情愿。因为他们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职业球队的关注和青睐，也没有一套相对公平高效的向上通道。换句话说，对于踢足球的年轻人来说，选择进入大学校园基本等于告别了职业足球。

四、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

学校之外，家长对体育的认知也正悄然发生变化。以前玩体育被当成“不务正业”，现在体育强身健体之外的价值正在展现，包括团队协作、韧性锻造等，而这些功能反过来还能提高学习效率。懒熊体育产业智库曾在2019年做过一项调查，超过8成的父母愿意为孩子选择1-3项长期玩的体育项目，他们的目的早已不是在专项上取得耀人成绩。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姚明曾上交过名为《体教融合不能忽视人格塑造》的提案——“不管是教育也好体育也好，它背后的第二个字是育。”

▲姚明十分注重呼吁和推进体教融合

9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这被视为是在国家层面上将体教融合上升到国策的高度。一个月后，云南省教育厅宣布从2020年秋季入学的初一新生开始，体育按照满分100分计入中考成绩——体育首次和语文、数学、英语同分。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随后表示，将“立刻启动体育在高考中计分的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原院长钟秉枢是这样解释体教融合的缘起的：一方面，恢复高考后，应试教育加强导致学生负担加重，体育课受到排挤，难以开足开齐；另一方面，为了取得高水平的运动成绩，参与训练的学生训练时间延长、训练量加大，文化课学习受到影响，而市场经济下运动员原有的退役保障制度也受到冲击。种种原因使得原有的训练体系以及学校体育和文化教育有机融合的态势遭到破坏，造成了体育和教育的分离。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体教融合除了要承担为职业体育扩大选材池、解决青年运动员后顾之忧的任务，还肩负着改善青少年体质的重要使命。根据《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的研究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14年，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身体素质情况下降了167%。文章指出：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学生的体质都出现下滑，男生的身体素质比女生下降更多，特别是肥胖的男生。重视青少年体育锻炼变成了整个社会必须直面的重要议题。

“体育进中考”也曾引起社会关于教育公平、学生负担加重的讨论。但从时间构成来看，体育考试更是将孩子们用在手机、平板电脑上的时间“抢”了回来，强迫他们踏上户外运动场。

“体育必须回归教育。”郑军还谈到了体教融合对学生完整人格的塑造。“（学校里）这些条件好的孩子，受到完整的教育，可能身体发展得慢一点，但是综合素质上去了，他们再带下一代的时候，才会更好。体教不结合，讲也讲不出来。”

“姚明要做出这个决定（彻底的体教融合），就不想看到近50年的中国篮球成绩。”郑军用一个夸张的数字表达了最后的担忧，“但中国会打下一个强大的篮球基础。”

毕竟教育讲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竞技体育需要即时成绩作为发展的支撑，它们相互究竟能给对方多少宽容空间？


我们当然希望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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