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苏州中超第二阶段复赛进行采访的记者李静林发来一个感触，去看一场广州恒大与河北华夏幸福的比赛，球队大巴都由警察开道，酒店距离球场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他们的车经过的路口，交通得15分钟才能恢复正常。“这可能是我人生最隆重、最有仪式感的一次看球经历。”李静林说。
的确如此。中超为了复赛，在苏州与大连两座城市进行最后的冠军争夺与降级比拼。两个赛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这像极了疫情之下的整个社会运转——冰与火的不断交织。不过，中国足球并不缺乏仪式感的场面，2000年前后，在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等全面开放的时候，足球一样非常火热，足球明星们所到之处也都是“警车开道”、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只是，我们的记者是1993年生人，2000年时他才7年，7岁的光景很难对足球产业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山西太原的他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想过会成为一名足球产业记者。
让时光回到二十年前。
2000年时，阿里巴巴在全世界都在向往进入新世纪时，他们在这一年的一月份就拿到了软银等投资的2000万美元融资，马云带着他的18位伙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而百度、搜狐、新浪都在1998年成立。中国在两次工业革命落后的情况下，在互联网产业发展时期就抓住了机会。“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期盼着新世纪的到来，感觉好像21世纪一到，自己什么东西都好起来。”在描述进入2000年时，媒体用这样的词句。
中国足球同样如此。在进入新世纪的前两年，中国足球标志性人物孙继海与范志毅去英国水晶宫足球俱乐部留洋，而2001年中国足球迎来了历史性一刻——进入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中国足球的兴起是跟整个中国的历史时代大背景是一致的。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要与世界同轨，国际上的大公司也都不再会忽略中国这一拥有14亿人（2001年人口是12亿）的大市场，在体育文化领域，中国需要体育明星，而西方同样需要中国的明星去认识中国。在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标志性事件是：北京终于获得奥运会举办权（2001年）、中国男足终于获得世界杯参赛权（2001年）、姚明开始进入美国NBA（2002年）。
“三里屯酒吧街今晚再度疯狂，每个酒吧的门口都插了两面以上的五星红旗。”中新社对2001年中国男足与阿曼比赛的报道说，“今天决定各个酒吧生意好坏的决定性因素是：店里的电视够不够大，效果够不够好。”
一个现象也能证明当时的繁荣发展，2002年魏寒枫以记者身份70万元（另一说160万元）的签字费（单独给一笔钱）加入《体坛周报》；而从《足球报》加入《体坛周报》的李响签字费达100万元（另一说300万元），创造了当时记者的最高身价纪录。这份关于足球的周报，1998年创建于湖南长沙，虽然是“周报”，但足球产业繁荣时期每周一、三、五发行，2002年国足出线时的特刊单期零售达到了500万份。因为足球，这份报纸以及背后的采编团队都是中国最受瞩目的“骄傲”——后来，魏寒枫、李志刚等也转型去商业财经媒体，他们同样在商业领域经历了互联网最好的发展时光。
但是，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阿里巴巴们经历过几次调整后，现在已经是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已经多年稳居世界市值前十名（截止10月19日，市值超8314亿美元），BAT等更是中国与世界公司眼中的佼佼者。但跟这些互联网公司一起发展并达到巅峰的中国足球不同，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负面信息不断，假球、黑哨等长期侵扰，人才断层，直到现在才慢慢恢复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与此同时，20年后的今天，足球记者越来越为稀少，曾经可以影响整个中国的足球“记录者”正在成为稀有产品，足球记者曾经的天价转会费也已成为过往历史。
如果说互联网公司受益于科技、人才等的发展，那么足球产业则因这些而被荒芜。互联网公司经历二十年的发展后，有了很多明星公司、明星创始人，但中国足球却很少出现像当年孙继海、范志毅、李伟峰等留洋潮甚至是足球明星（武磊等球员成为最后的“遮羞布”）。多数时候，人们对于足球只是情绪的一个发泄，或者某个区域性的“热爱”。
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在中国，足球是圆的吗？
1.理性去分析，2002年前后中国足球并没有到达世界一流的高度，过于吸引眼球的行业自然会形成一定的泡沫，而这个泡沫越滚越大，最终失去了足球最本质的东西——热爱。谁都知道，足球的核心在青少年，但慢工出细活的方式并不适合急于求成的足球环境。多年前看过一个注册人口的数据我们只有8000人（中国人口是14亿），日本是67万（日本人口1.26亿），德国是650万（德国人口8200万人）。尽管这个数据的准确性有待考察，也可能是多年前的（现在有说中国足球注册人口是3万到8万不等），但都透露出一个事实：并不是人口越多足球水平就越高，11人并不是从14亿人里面选，而是从8000人或8万人里选。
2.从管理者角度去分析，中国足球的Leaders需要的能力是市场化与半市场化双重跨界融合，既有足球市场的开发能力又有体制的沟通协调情商，这种人才几乎处于空白。前几年就像篮球的姚明一样，可以从CBA与小篮球出发来进行改革，但经历几年的发展也会发现有很多“水土不服”的情况出现。最近的消息是在CBA的CEO王大为离开后，姚明也传出卸任CBA董事长的职务（保留篮协主席）。对此，一位足协管理人士这样评价说：“中国足球经历过的事情，篮球也一样不会少地经历。”
“什么人才能真正胜任中超联盟的负责人？”我问。
“马云！”这位足协人士回答。
3.而从最基本的发展逻辑上去看，中国足球之所以会经历这样的跌宕起伏，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嘲笑中国足球，但每个人又都是这个笑话的构成者，因为体育在我们的认知里只是“赢”。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我们发展经济，追求城市发展，诞生无数大小公司，出现数不清的商业领袖，但在体育等文化的发展却需要慢下来，保持耐心，抓住关键点——在想学会赢之前，我们得学会足够得输。就像邓小平先生所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1985年8月11日，邓小平对足球的指示）。
当然，现在的种种趋势也能看出来中超以及中国足球正在努力向好，也表现出这一代管理者希望足球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包括青少年足球也有一定的提高，只不过距离真正的质变还有一定距离。
去年，看了著名媒体人颜强的一篇专栏中提到，足球诞生于工业革命，从守门员到后卫、后腰、中场、前卫，最终前锋射门，这特别像工业革命的特点：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协同一致。如果是这样，中国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没有抓住，属于落后者与挨打者，但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潮流中中国却属于参与者与领先者，中国也是被互联网改革最彻底的国家。所以，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足球也会有改天换日的一天。只不过，我们需要更跨界的人才、更领先的思维、更专业的知识——再专注与耐心一些。
当然，如果我们能再热爱一些就更好了。没错，中国足球可以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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