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晓
故事片还是纪录片，这是摆在《夺冠》导演陈可辛面前的一道题，同时也是摆在所有中国体育电影面前的一道题。
在2019年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411.75 亿元（国家电影局2019年12月31日公布数据）的今天，用工业化、商业化的模式和思维去打造一部电影已是共识，同时，这也是具备充足资金和专业团队就有能力办到的事情。但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特别是讲好一个体育故事，或许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这一点上，陈可辛导演的《夺冠》（原名《中国女排》）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电影市场逐步放开，《夺冠》也终于在不少影迷的期待中正式上映，得以在影院面对观众。此前，在懒熊体育组织的体育CEO百人观影团观看《夺冠》提前点映后的交流环节，陈可辛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两个故事。
▲懒熊体育组织的CEO观影团，陈可辛和白浪到场交流。
其一是80年代那场戏中，老女排队员的角色是从2000多个应征者中选出的十几个人，然后接受表演培训一个月。这些人都是排球运动员，他们其实都有进国家队的梦，到最后，他们是真的在展现自己。
其二是现任女排队员们参与拍摄的部分，她们一共只有9天时间，其中还包括参与国庆阅兵的1天，剩下8天每天要拍摄21个小时，但是她们基本都是一条过，甚至有时队员自己会修改剧本（让故事变得更真实），对于陈可辛导演来说这都是很奇妙的体验。
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在电影拍摄专业化乃至工业化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从选角到拍摄，都可以动用各方面强大的力量带来高效率的产能，保证电影的基本品质。这从实际的成片效果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比赛部分大量采取专业运动员甚至女排运动员本人进行拍摄，竞技表现力十足，完全可以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感受到排球运动的魅力，这也是体育电影最基本的，应该给观众带来的东西。
更高一层的，就是故事了。
尽管女排是一个群像，但在整个中国体育领域，恐怕都没有比她们更好的主角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人对这段历史太熟悉了，如果完全遵照事实来拍，很容易给人产生一种纪录片的感觉，但《夺冠》是一部商业电影，它不是单纯对历史的二次还原，它需要奉献给观众更加精彩的情节和演绎。
从素材角度来讲，荣誉无数、金牌傍身的中国女排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缺英雄更不缺故事，从上世纪80年代的五连冠，到2019年再夺女排世界杯，这支队伍几起几落，却总能从绝望之中奋起，带给整个中国感动和惊喜。
对于《夺冠》来说，或许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选取素材和主线，并将最精华的内容凝练在120分钟的电影之中。由于时间跨度长、所涉及的人物和故事众多，如何取舍是非常考验主创团队的一道难题。与此同时，在观众熟悉的女排夺冠故事背后，如何通过这部电影展示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在真实事件和原创情节寻求能够带来最佳观影感受的微妙平衡，都将最终影响电影成片的品质。
实际操作中，《夺冠》选取郎平作为主线人物，贯穿了中国女排近40年间的多个重要节点。在这个题材下选郎平作为主角，应该是个很顺理成章的决定，但具体选择哪几段故事、哪几场比赛来呈现整个中国女排的形象，则体现了创作团队的一些心思。在全篇重点表达的三场比赛中，除了对日本队一战是中国女排夺冠之战外，其余两场包括北京奥运会输给美国——在这一场里，郎平更是以中国女排的对手身份出现——以及里约奥运会淘汰赛第一场，中国女排力克实力强劲的东道主巴西。
比起单纯的夺冠，失利后的痛彻心扉，往往更能通过复杂的情感交错打动观众，引起更大范围的共鸣。本片所选取的对巴西那场比赛，虽然只是一场首轮淘汰赛，但中国女排在小组赛成绩不佳，对手是实力极为强大的多年苦主且坐拥主场之利的情况下，那种绝境中迸发出的力量与坚持，更是女排精神最好的诠释。
除了对比赛的呈现，《夺冠》中还安排了大量文戏，诠释主角们的成长、冲突与心路历程。期间包含压力面前的坚持，但同时也有退缩；有对目标奋斗的坚定，同样也存在现实中的自我怀疑甚至放弃。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影片中饰演自己的中国女排的现役队员们，在这些故事性情节中的表现同样非常出彩，不管是朱婷面对镜头的独白，还是张常宁习惯性在发球前“转沙子”的细节都非常真实有张力，他们作为非专业演员却也能通过自己的表演让屏幕前的观众有笑有泪。
尽管在专业体育人和专业影评家的眼中，《夺冠》这部电影或许会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仍不失为一部故事完整，主线清晰且能够彰显运动魅力的体育电影。能够通过对熟悉的故事与情节的处理，让观众重温中国女排曾经带给我们的激情与感动。相信在这部作品的尝试与启发之下，未来中国能够陆续诞生更多，讲述更好故事的体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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