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凤逸凡
如果“禁封TikTok”对于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只是少了一个打发时间的社交平台，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签署的针对字节跳动与微信的行政命令则是引起了切身的恐慌。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远没有结束，但近期不断激化的中美矛盾显然更令在美留学生揪心。禁飞航班、取消签证、关闭使馆、封禁互联网公司.....虽然这一系列举动被普遍认为特朗普是11月大选前的折腾，可任何一粒时代的灰尘都足以改变个体的命运。
7月27日，我所就读的德州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UT Austin）向研究生和博士生群发了一封邮件，告知FBI将在校内展开针对中国方面与美国大学研究成果相关事宜的调查，其中包括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邮件中还明确指出，本次调查与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被迫关闭有关。这也是离我最近的中国领事馆。
休斯顿总领事馆被迫关闭后，德州、佛罗里达州等南部州的相关事务将由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接管。这严重困扰了需要更换过期护照或办理其他当面业务的在美留学生和在美华人，原本两小时车程的距离变成了四小时的飞机，更不用提因此而倍增的感染风险。许多人在权衡之下选择了推迟办理。另一边，中国政府正式接管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新闻上出现了不少人们穿着汉服放着鞭炮欢庆的镜头。
然而，中美之间持续升级的矛盾并不可能因为休斯顿和成都这两座城市对称的经纬度而相互抵消。距离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的确诊已经过去了将近220天。这些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混乱不知道需要多少个220天才能平息。
2月，我在网上抢到两盒N95口罩，托一位即将回国的朋友帮我捐赠给当地的医院。几天后，飞往中国的航班大面积取消，朋友滞留在了转机地纽约。很快，3月1日，纽约州宣布了第一例确诊案例，10天后美国确诊人数破千，18天后破万。航空公司和大使馆的服务热线被打爆了，突兀得戴着口罩的我在路人疑惑的目光中也感到了那份焦灼。
等到3月中旬，朋友终于排上了回国的飞机。此刻国内的口罩紧缺已经逐渐缓解，而美国的疫情正在疯狂蔓延。于是，她在临走前又将那两盒口罩寄回了德州。在收到快递的瞬间，我又想起了那条让我在深夜流着眼泪疯狂搜索口罩信息的视频，一个绝望的女人坐在阳台上敲锣。
过去的半年里我的生活就像这两盒口罩，每天被动地接受着变化，在努力消化的途中再面对另一个。在这样的循环中，焦虑和恐惧在消失，怀疑和疲惫在增加。
▲戴着口罩的人群在抗议ICE新政。
7月6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颁布了针对非移民国际学生的新政策，规定2020年秋季学期只选修线上课程的在美学生需转学至开设线下课程的学校，否则必须离境；已经离境只参与线上课程的学生将失去F-1签证身份，不得入境美国。
我把这则通知读了三遍，直到第三遍才恢复了识别英文单词的能力。室友举着手机冲进我的房间，对视之后却又几乎同时说道：“再看看吧，他们就随口这么一说，咱们也就姑且这么一听。”
事实上，ICE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取消国际学生的签证。由于确诊人数的持续飙升，部分大学在6月份相继宣布将在秋季学期继续线上教学。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多次在公开场合和社交媒体上声称这些大学的“自私”行为有悖全国复工计划，将减少对他们的拨款，但威胁并未奏效。于是，为大学带来可观收入、身份敏感的国际学生成为了ICE手中的筹码。如此故意制造混乱和恐慌的卑劣手段反而激起了对于国际生群体的保护情绪。7月8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在波士顿联邦法院正式起诉特朗普政府，以违反《行政程序法》为由要求停止执行新政。7月14日，ICE宣布撤销有关政策。
▲朋友圈中的机票中介。
总统、国家机构、州政府、市政府、大学，这些本来统一的形象逐渐在眼前变得割裂和模糊。虽然身处风口浪尖，但留学生只有围观的权利，就像从3月开始的 “五个一”政策。慌乱的学生不停在各大航空公司和平台里切换也凑不出一趟回家的行程，最后却让黄牛票代赚得满盆。原价不到1万元的机票往往被叫到6-7万元的高价，而价格稍低的机票（2-3万）被取消的几率极高。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留学生在三四个月前被取消的数万元机票至今仍未收到航空公司的退款。
目前，国内的疫情已经稳定，偶尔小范围的爆发也能快速被遏制。电影院开放，体育赛事回归，人们的生活正在回到正轨。相比之下，美国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屡创新高，总确诊人数已经逼近500万。如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毛拉·希利（Maura Healey）所说，“国际学生不应该为了攻读课程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恐惧，或被迫将自己的健康安全置于风险中。”
在即将到来的秋学期，大部分的美国学校选择了线上授课，或线上与线下混合的模式。虽然有了此前春学期的经验（美国大学普遍于3月中旬关闭校园），但线上授课仍然会带来教学质量上的担忧。
相比于数学、CS等专业的顺利过渡，体育管理专业的线上教学面临着许多难点。例如上学期我选修的体育预算与营收课，在原本的课程安排中，以春假（3月中旬）为节点的前半学期是理论教学，后半学期则是实践。全班本将以小组的形式与奥斯汀本地的职业球队合作，完成一个相对成熟的项目。但由于疫情，UT Austin在春假后改为线上教学，该球队也暂停了一切活动。最终，后半学期的教学内容改成了多个小作业，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写分析报告。对于这个改动，教授反复在邮件中表达了自己的遗憾。
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公开敌对给留学生群体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对于体育留学生来说，这种困扰更多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
一方面，大部分的体育管理专业教授和讲师在校园以外都有丰富的体育领域从业经历，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引导学生用商业的眼光看待问题。在2019年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涉港言论事件发生后，曾在ESPN工作超过20年的教授在体育公共关系课上并不鼓励学生们在香港问题上发表看法，而是希望大家以莫雷违背职业道德的言行为讨论重点。另一方面，在美国就读体育相关专业的本科留学生人数很少。研究生虽然数量相对较多，但在班级中也总是属于少数群体。再加上一些需要文化背景做支撑的作业会给国际学生带来劣势，导致本土学生并不会感到被威胁，所以对国际学生的态度一般是友好的。这一点和亚洲脸孔颇多的理工科专业有明显区别。
▲《当没有比赛时，体育人该谈论什么？》
4月16日，UT Austin传媒学院组织了一场标题为《当没有比赛时，体育人该谈论什么？》的线上讨论会，邀请了几位体育记者和大学教授。在会上，体育从业人员们对疫情后行业的恢复不抱有盲目的乐观，认为911事件后民众对体育的狂热并不会重现。
《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记者Jane McManus建议体育相关专业的学生不要把自己过分拘泥于“体育”这两个字中，例如体育记者方向的学生不能只写体育题材的文章，体育营销方向的学生不能只处理含体育元素的案例。因为体育相关专业并不是独立于其他领域的，只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特定领域内的运用。根据她的建议，体育专业的学生应该主动去触及那个完整的系统本身。通过讨论会上的调查，多数体育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会在研究生阶段选择商科、传媒、数据分析等方向，仍然坚持体育管理专业的并不多见。另外，一部分计划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也因为就业市场的低迷而不得不开始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从而选择继续留在校园。
按照正常计划，我本应该从3月份起投递简历，在5月底回国后入职。除了实习本身，我还需要凭借这段经历去申请毕业所需的实习课，这对于注重实践的体育管理专业非常重要。在确定无法回国后，我立刻在美国的求职网站上按照分类搜索，但只看到了一片空白。通过和学术顾问的交流，我得知教授们正在紧急商讨如何将这节需凭入职通知书申请的实习课改成零门槛的职业技能培训课。这个改变比任何数据都更能说明体育行业的求职现状，近期北美职业体育的陆续复赛也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帮助。
▲2020年美国大选将于11月举行。
对于一些学生来说，这个动荡的夏天来说正是择校的关键期，我和身边的许多同龄人都加入了新的考量标准。
对ICE首先提起诉讼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私立大学，该州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坚定拥护者。加州紧随其后，由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宣布正式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而对于公立、红州（支持共和党）的大学，起诉特朗普政府意味着失去部分财政拨款以及公然与州政府唱反调。在这样的双重压迫下，大学自顾不暇，很难为国际学生提供强硬的保护。为了保住吸金能力超强的橄榄球赛季，一些学校不顾当地卫生官员的反对制定了计划。例如UT体育部门在本周宣布秋季的主场比赛将在50%上座率的控制下开赛。但这仍然意味着在同一空间内容纳5万人。
2020年大选在即，如此混乱的局面至少在短期内还会延续。在选择学校时，我建议体育留学生们关注该州在疫情期间的决策，例如宣布停课和居家令的反应速度（虽然纽约州长科莫受到广泛称赞，但他在这两项重要决策上的反应是犹豫的）。其次，还应该通过社交媒体和学校官网查看该校在ICE宣布“国际生限制”后发布的声明，以及该校学生在下面的留言反馈。
距离秋季学期的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变化随时会发生。虽然ICE宣布撤消了关于国际学生的限制令，UT Austin最近仍然向校内的国际生群体征集了信息，将为不能在美国境内完成学期的学生签发新的I-20。
2月份抢购的那两盒N95，错买成了适合秋冬佩戴的厚款，到货后我还为此郁闷了几天，觉得用不上挺浪费的。但两周前，奥斯汀市政府宣布口罩令将延续到11月，下单时的粗心一语成谶了。
果然，再等等总会峰回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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