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体育纪录片看起来成为了“抢手货”。由陈冲执导的纪录片《铁榔头》原定于北京时间6月8日在Youtube上线，但因郎平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超出片方想象”，让片方开始重新考虑首映的时间和渠道。 与此同时，国内越来越多的视频平台开始推出自制的体育纪录片。
在林丹宣布退出国家队之际，优酷发布消息称启动开拍林丹纪录片《超级丹·拼到世界尽头》；入围了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名单的《棒！少年》将目光聚焦在了由孤儿和留守儿童组成的一支棒球队上，这部纪录片是由爱奇艺投资出品。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等国内举行的各大电影节上，体育类型的纪录片也成为了纪录片单元必不可少的题材。种种迹象，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国内体育纪录片市场的春天。
但国内体育纪录片的生存土壤是否真的已经成熟？
▲《棒！少年》将目光聚焦在了由孤儿和留守儿童组成的一支棒球队上。
新媒体力量崛起
今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联合五洲传播中心、哔哩哔哩发布了一份《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0》。报告中指出，2019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总投入50.36亿元，生产总值约66.60亿元。数据背后，纪录片产业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新媒体纪录片迅猛崛起，共投入约13亿元进行纪录片生产，同比增长18.2%，成为影响纪录片生产格局的最大变量。新媒体纪录片是仅次于电视台的第二大阵营。报告显示，电视与网络观众分化日益明显，两个群体交叉部分越来越少。
投身纪录片行业16年的纪录片导演梁三有着多年传统媒体内容制作经验，如今他已转身投入互联网视频平台，对媒介带来的变化深有感触。国内体育频道的专业体育纪录片通常面对的是垂直的体育受众，“是把一个人作为运动员来讲述的，不是球迷的话看不懂，对这个也无感；但一部面向大众的纪录片讲的是人性本身共性的东西。”
创作者的思路也在发生变化。近年来，国产体育题材纪录片逐渐摆脱了主旋律式的宣传片模式。 体育明星传记类的纪录片依然有着市场号召力，与此同时制作方和创作者在选题上越来越多呈现出对人文情感和社会议题的关注。例如近日腾讯新闻出品的《时代，我》八集人物纪录片今年出到了第二季，与上一季不同的是，本季首次出现了两个体育人物，讲述了张伟丽和邓亚萍的故事。纪录片电影《少女与马》由杨荔钠执导，跟拍了六个少女马术骑手和她们各自的马之间关于信任、爱与成长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2019年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案奖。
▲讲述马术骑手成长故事的《少女与马》获得了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案奖。
“体育是壳子，都是要通过体育来传递出某种能够让人产生共情的价值观。而且体育也是最好的承载体，它本身就包含着突破、拼搏、斗争的天然属性。”纪录片导演王璐说。从2015年起，她前往青海跟拍一群六年级的藏族棒球少年，到今年这群孩子即将高中毕业，王璐的纪录电影《高原上的棒球场》也进入了收尾阶段。
体育题材的内容体量上在不断增长，但不可回避体育题材在纪实内容受众中仍然较为边缘化。在互联网时代，用户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由于受到题材类型、受众偏好等因素限制，更大众化、生活化的美食类纪录片“爆款”现象，难以在体育纪录片领域出现。市面上的纪录片行业报告在调查用户偏好时，甚至都没有将体育这个分类囊括进去。
招商的绝缘体？
随之而来的是商业化的难题。
相比于其他类型作品，纪录片整体商业化能力较弱，大部分国产纪录片在市场上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社会资本的介入一定程度上为纪录片生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然而完全依靠市场收回成本的纪录片凤毛麟角。体育纪录片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创业公司黑马体育制作的《足球少年养成》就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黑马体育团队东渡日本追踪拍摄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选手权大会，两季纪录片在观众中口碑颇高。去年8月的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足球少年养成》第二季成为电影周最具影响力体育影片。但因为缺乏赞助资金，这两季纪录片基本都是在亏本制作，《足球少年养成》的第三季还是未知数。
▲黑马体育团队东渡日本追踪拍摄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选手权大会。
王璐这部纪录电影《高原上的棒球场》是她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两部媒体纪录片后的尝试。
2013年，王璐第一次尝试体育类型的纪录片，一开始的几个项目都进行的比较顺利，“拍摄了一部25分钟的攀岩运动纪录片，几乎没有怎么修改。”接着她花了几个月时间跟拍了鲁能的一支青训队伍，制作了一部时长50分钟的纪录长片。“但《高原上的棒球场》和前面两部台播纪录片不同，我想做一部纪录电影。”
像这种成长题材的纪录片，因为跟拍时间太长，在电视平台很难看到其身影。“15年开始拍摄的时候，对市场、发行这些内容都不懂，我反而有种生猛的冲动，几乎没有考虑投入方面的事情。到17年的时候，才发现只靠自己日常的经济收入来支撑这种体量的影片很困难，还好有很多朋友的帮助，再加上这两年也一直在学习一些制片经验，感觉算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这部片子将近六年付出，“现在对商业上完全没有预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出片；其次希望是能有一些影响力，能够帮当地的棒球队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和问题。当然也希望能回本。”
“（作者纪录片导演）都是有‘毛病’的人。”《高原上的棒球场》制片人马来可说，“纪录片是招商的绝缘体。如果不依托平台资源，招商是不太现实的。”
平台同样面临着商业化的压力。导演梁三的人物纪实系列纪录片在B站上线后，最近B站的内容部门找了过来，希望策划该系列纪录片的第二季，“但是后来商业化部门给否了，觉得招不到商。挺失望的。我们现在在策划另一个围绕B站up主的提案。”
商业上的受挫也让一些创作者们陷入焦虑之中。目前黑马体育依靠为各大平台和品牌做定制化内容服务来维持团队的生存和发展，创始人蔡秋德在接受肆客体育采访时曾说，“我也不希望团队一直担任一个乙方的角色，成为纯粹的供应商，因为这会消磨我们的激情和创意。”
“纪录片同行有的都想转行去做短视频了。“梁三说，但是一些抢救性地拍摄，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的，“反映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像，能给人带来美好向往和深度思考，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梁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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