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降薪，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毫无疑问，从运行经营到组织管理架构，再到球员权益保护等，中超联赛和目前欧美的一些更成熟更主流的职业足球联赛有着极大不同。疫情打击下，欧洲联赛全面降薪已经成为趋势，连国际足联都羞答答地颁发了一份11页纸的降薪相关意见文件。中超降薪，是新赛季开始时间仍不明确前，国内体育的热门话题。
哪怕直到现在，中超降薪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得到清晰阐述。降薪的方式和手段会如何，各种意见更是千差万别。中超如果降薪了，CBA是否也需要降薪？职业足球篮球联赛都降薪了，不还有职业乒乓球、排球、高尔夫等赛事，它们是否也需要降薪？
中超降薪，需要在整个体育产业的现状以及整体降薪逻辑之内进行分析。
欧洲五大联赛等职业足球联赛，已经开始逐步实施降薪。它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足球赛事停摆期间，尽可能地降低俱乐部和联赛经营成本，来给俱乐部和联赛续命。但这当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降薪属于疫情冲击体育产业、导致联赛和各项赛事无法正常进行的权宜之计。疫情倘若过去，各种薪资与合同状况，势必要恢复正常。
而且，欧洲五大联赛降薪的直接原因，是赛事无法进行，媒体版权、比赛日经营等主体收入得不到保证。于是，俱乐部的许多非竞技性工作从业者有可能马上失业，维系整个联赛架构的低级别联赛俱乐部难以为继。顶级联赛俱乐部降薪，既是为俱乐部节约成本，也是要将这些节省出来的薪资，帮助俱乐部其他员工，乃至情势更加困苦的低级别联赛俱乐部，渡过难关。
欧洲降薪，就是疫情直接打击的结果。
疫情发生之前，这些欧洲联赛的经营收入，在国际范畴内处于领先水准，不少联赛例如德甲的运营状况也比较健康。这样的背景，在中超根本不存在。
中超从创立至今，加上此前也被定义为“职业化”的甲A，本质上是年年亏本、家家亏本的联赛。中超的收入与市场经营能力，和欧洲这些职业联赛没有太多可比性。疫情能打垮欧洲五大联赛，疫情打不垮中超——有没有疫情，中超都是亏本的。
中超的生命线，一直依赖的是俱乐部投资人的直接投入。这些投入以中超联赛为平台，实现一些其他领域的利益或效益兑换。就联赛本身而言，市场化、职业化以及商业化，如果以欧洲职业足球标准考量，都无比另类。
因此，中超如果要降薪，目的是什么？直接效果是给投资人省钱。但有没有疫情，中超降薪都会发生——过去两年，中国足协新一任管理层努力想实现的，就是中国职业足球的财务公平竞争，让职业联赛具备“可持续性发展可能”。所以，中超降薪本质上和疫情无关。
▲4月9日，中国足协在官网发布公告表示，各职业足球俱乐部就合理降薪达成共识。
然而，中超降薪的操作会对管理者提出巨大挑战。谁来主导降薪、降薪比例、降薪人群范围，都是充满各种内情的敏感话题。
足协能否推动这事？国际足联都在含糊其辞，因为国际足联根本管不到各个联赛以及各个俱乐部，降薪本就应该是一个行业内自我约束和调整的结果。姑且不论如今的足协是否具有足够权威、足协的决定能否得到俱乐部和球员支持，降薪的具体操作方案肯定是不能一刀切的。
首先，存在欠薪问题的俱乐部，再谈降薪那就是妄言。足协年初对中超俱乐部的“准入”以及财务状况核实，没有呈现出太多问题，中甲中乙则哀鸿一片。然而，中超俱乐部确实存在薪资拖欠的现象，疫情让俱乐部经营更艰难，拖欠也有了更强理由，哪怕球员们保持着集训状态。
其次，降薪当然是为了给老板省钱，是为了追求财务公平竞争，但降薪的幅度、降薪的时长以及波及的人群，肯定需要仔细甄别。说降薪要先从收入最高的外援降起，那会是一种歧视性举措。降薪难道就是为了劫富？降出来的薪资也需要有监管，毕竟这就是球员的权益。
而球员恰恰是在中国足球语境里，最不能开口说话，也最不敢开口说话的人群。中国的职业球员，囿于中国足球竞技失败和社会公众形象不佳，绝大部分都不敢发声，不敢表达，哪怕有太多球员在薪资待遇和合同执行上蒙受了太多委屈。现在的许多中超球员，都是中超这几年得到大量资金投入之后的薪资获益者，他们是足球产业经济市场竞争的幸运儿。
中超经营，如地上河一般根本不可延续。如果降低薪资和转会费等人力成本是中超和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解困之道，这也必须是行业共识、家家遵守的规则，违规者必须出局。
规则谁来制定？规则得由真正下场的人制定。
作者简介：颜强，资深体育媒体人，前体坛周报社副社长、网易副总编辑，现为肆客体育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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