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传播宣扬了一段时间，和俱乐部投资人管理者也有过11月在上海的通气会，以中超限薪为主要内容的“新新政”，突然没有了消息。直到圣诞节这一天，在北京昆仑饭店，有了中超改革方案说明会——这是说明会，不是沟通会，大家理解并且接受就好，没有其他沟通余地了。
一系列的管理规定明确：未来中超赛季，本土球员新签合同税前不含奖金不超千万人民币，至于奖金有没有约束，暂且不知；国脚的薪资有上浮20%的额度，那么国脚价值就更高了，给人无限联想；外援薪资不超税后300万欧元，各俱乐部肯定不能像过去几年那样以薪资吸引国际一线球星了；还有U21球员合同税前不超30万人民币，然后又加上一条：“有如达出场标准不受此规定限制”，操作空间巨大——这就是说一名U21球员，如果在一线队上场次数足够，那么也就不受这30万人民币薪资限制。
2019年最后一个月，足协以及中超联赛诸多工作突然陷入了停摆的状况：此前承诺和各俱乐部的继续沟通，会议被取消；中超联赛2020赛季许多需要落实的准备工作，相关会议被延后；牵涉到联赛以及各俱乐部商业利益的赞助商供应商会议，被延期或取消……中超不可能不继续往下玩，可游戏规则的制定，进入了又一次的波荡调整。
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有传言声称，职业联盟推进不利。张力等人领衔的职业联盟筹建小组，在工作推进中，不论俱乐部还是足协管理层，受到多方掣肘，所以工作进展远未达标。然而，是否因为职业联盟的迟迟不能启动，导致了以联赛限薪为主题的新政不能面世？个中原因，很难找到公开答案。
联系到国足主帅位置高悬，归化球员数量在增加但危局中的国家队是否增加归化球员数目等种种猜测未明，中超的具体工作也颇因此受影响。更有趣的是，归化球员，法理上都已经承认是“中国人”了，还有在联赛中部分归化球员被“当做外援”的说法。
足协管理层的调整，早已完成。新一任足协想要在下赛季推行的工作，当然是中超联赛限薪，各种规定也早已出台。可是这种“出台”的流程，从根本上就难以让俱乐部接受——联赛到底是应该在组建完成职业联盟后，交由以俱乐部为主体的职业联盟来执行具体管理，还是像这一波又一波的新政，年年更新，由足协来包揽一切？这简直成为了一个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辩论题。
限薪的目标非常明确：中超联赛超出其营收能力的高投入，已经让这个所谓的“世界第六大联赛”，成为了一条收支完全失衡的“地上河”。以过去几年中超疯狂的投入水平，这个联赛的经营健康程度根本不具备长久竞争力。所以控制成本、保证联赛具备长久可持续发展可能性，是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
然而在具体工作手段上，限薪是否是最好的解决方案？限薪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足协提出，要求各俱乐部执行，最终能执行出怎样的境况？一条横亘在战略目标良好、可执行性低微之间的鸿沟出现了。
20多年来中国足球所谓的职业化改革，有过多次联赛限薪令，都是由足协推出，无疾而终。过往限薪不仅没收到控制联赛成本效果，反倒滋生了一大堆如“阴阳合同”等恶疾，对联赛的健康化运营没有其他任何积极效果。限薪本身，可以当做是联赛发展阶段的一种短期手段，但限薪的约定和执行以及监督，首先需要联赛主体——各俱乐部之间达成共识，需要俱乐部都能遵守一种游戏规则之下的公平竞争秩序，并且需要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才可能执行到位。
长久论，对于一个需要更长发展周期、有志于和国际先进联赛竞争的中超，限薪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长久健康的法宝。因为任何一个职业体育联赛，都是基于人、基于高水平职业运动员的竞争。适度限薪，能保证整体环境结构更加合理，可是戴上太多“帽子”的限薪，对从业者积极性、对未来想要进入职业足球行业的青少年及其家庭，都会是一种约束乃至打击。
比限薪更复杂的，仍然是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国足协虽然表面上已经和政府行政部门脱钩，但仍需要各种责权利的明确划分。
12月25日公布的新政，较此前的版本又有调整。有业内观察者认为，“这是为了修补此前有过的错误，而加上的许多修补方案。”此前政策的错误内容，是通过修补就能完成的吗？各种限薪条款里，又都留有余地，总有可退却的通道。本土球员的千万顶薪，国脚身份能有20%上浮，那么之前发生过的国脚身份非常规操作，是否会发生？顶薪之外的比赛奖金，额度有没有限制？U21球员上场机会，是否也可以通过一些私相授受而获得扩充？
推出新政，是新一任管理层树立权威的起点。可强推新政，不顾过往留存的诸多疾患，或者尽可能去修补过往错误留下的漏洞，而不在整体结构上给予联赛主体应有的尊重，新政的执行效果会让人忧心。有乱无治的循环，中国足球还会重复太多过往不断重复的错误。
作者简介：颜强，资深体育媒体人，前体坛周报社副社长、网易副总编辑，现为肆客体育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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