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进行了两场世预赛40强赛,借着在广州天河七球击退关岛之势来到菲律宾,国足仅收获平局的结果难免让外界感到些许失望。不过赛场之外,中国足球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悄然发生。北京时间10月16日上午,中国足协在京召开情况通报会,对外界介绍了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
根据足协制定的时间表,预计职业联盟会在11月底之前完成所有审批,年底之前肯定挂牌成立。而10月16日下午,职业联盟就会进驻中超公司,开始中超2020赛季的筹备工作。
由此,已经有13年历史的中超公司完成了历史使命,接下来势必面临人员调整。有别于曾经的中超公司,新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由中超的16支俱乐部自主经营,中国足协担任监管的角色。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对此表示:“足协只对重大决定拥有一票否决权,全力支持职业联盟的发展。足协将充分放权信任市场,足协不会持有职业联盟的股份也不会参与联盟的日常运营。足协拥有产权和监督权,剩下来的管理权、经营权和权益分配权交给职业联盟。”
据懒熊体育了解,原新浪体育总经理魏江雷已正式从新浪离职,加入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将负责品牌、商务、版权等方面的业务。在新浪期间,魏江雷一手打造了“3X3黄金联赛”和“5X5足金联赛”两大新浪自有IP。按照职业联盟筹备组召集人黄盛华的说法,现阶段职业联盟以挂牌、经营为重点,人事任免是下一阶段的重要事项,“我们会和足协‘抢’最好的人才”。而对于原有中超公司的四十余员工,职业联盟持积极态度。“只要中超公司的人愿意留下,联盟肯定照单全收。”黄盛华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将专注于中国顶级足球联赛的运营管理,具有去行政化的标志性意义。
早在中超元年(2004年),中国足球便遭遇过一次“G7革命”。当时,7家足球俱乐部向足协发难,要求“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这7家足球俱乐部分别是大连实德、北京国安、辽宁队、上海中远、青岛颐中、深圳健力宝和四川冠城。尽管这场“革命”后来不了了之,但关于中超管办分离的讨论随之浮出水面。
▲2004年中国足球轰动一时的G7联盟。
中超公司成立于2006年。但之后数年,中国足球的打黑风暴让中超品牌风雨飘摇。2010年,随着恒大的加入,中国足球整体进入金元时代。2012年2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正式推出,旨在建立符合足球发展的联赛运作模式,将联赛的办赛职能从足协剥离,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中超公司在2014年全面接管中超联赛。不过,在中超公司的架构中,中国足协的控股一度达到36%,各家俱乐部的股份仅为4%,这样的做法被外界诟病足协话语权过重,进而放缓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速度。
今年8月22日,在正式履新中国足协主席的第11届足代会上,陈戌源就给出了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时间表。他在会上说:“我们计划10月左右正式组建起来。明年中超联赛就将以联盟为主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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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次足代会上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工作报告》,“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是中国足协未来四年内的五大发展目标之一。其具体操作就是:完善职业联赛体制,成立职业联盟,形成充满活力、规范有序的职业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职业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促进俱乐部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实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和陈戌源在足代会上的发言遥相呼应的,是在10月16日的会议上中国足协执委戴晓微向外界介绍了足协内部未来一年正在研讨的12个课题,这12个课题分别为:完善各级竞赛体系,发布2020赛季赛历;推动各级击联赛和足协杯发展;青少年足球发展;加强各级国家队建设;加强足球人才培养;体教结合;正在撰写中国足球白皮书,并将对公众发布;裁判员体系建设;社会足球发展;如何发挥地方足协作用;市场问题;球员限薪问题。由此可见职业联盟挂牌之后,足协仍然有大量等待攻克的挑战。
▲陈戌源加快了职业联盟的创建速度。
和中超光鲜亮丽的外表大相径庭的,是中国足球俱乐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曾闯入过足协杯四强,拿过中超赛季第七名的上海申鑫就在本赛季面临经济危机,很可能陷入被托管或破产的厄运。再结合2018年末大面积的中甲、中乙球队老板”跑路“的窘境,比中国足球职业化更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俱乐部市场化的工作。
创建职业联盟的想法也得到了16支中超俱乐部老板的响应。据《体坛周报》此前的报道,10月10日国足战胜关岛当天,足协与老板们在广州展开了就组建职业联盟的商讨,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在10月16日的情况通报会上,职业联盟筹备组召集人黄盛华坦承:“世界上没有联赛是投资人一直在亏钱的,所以投资人和足协成立职业联盟的意愿是一致的,希望从市场上得到相关回报。”
不同国家的联赛体系因地制宜,其中英超、西甲和德甲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在英格兰和西班牙,顶级联赛英超和西甲都成立了各自独立的职业联盟;德国则将德甲和次级联赛德乙进行了绑定,由2001年成立的德国足球联盟统一管理。刘奕介绍,在创建职业联盟的过程中,足协和投资人探寻了其他国家联赛的成功模式,大家都比较推崇英超的模式。
▲英格兰足球体系下的三个联盟。
以英超为首的欧洲主流联赛俱乐部有几块核心收入,分别为转播收入、比赛日收入和商业赞助收入。其中,得益于英超的天价转播合同,在中超俱乐部还在“赔钱赚吆喝”的时候,大部分英超俱乐部已经可以做到自负盈亏。不光如此,英超盛世连带的蝴蝶效应是惊人的,由英超产生相关的活动覆盖了英国接近10万份全职工作,英超相关供应链产生了近9万份工作,间接产生工作5万余份,诱发相关工作近4万份,这就是职业联盟蕴含的商业潜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没有1992年痛定思痛的英格兰足改,很难说球迷依旧能够看到今天的英超。上世纪80年代,英格兰足球一度经历低迷期,基础设备陈旧、足球流氓臭名远扬、四年内两起足球惨案更是将英格兰足球推入谷底。由此,英格兰开始研发新的联赛体系。1992年英超问世,独立于英足总和次级联赛,享有自主谈判转播权和赞助商的权益。独立运营的英超很快尝到了甜头——除了商业价值之外,联赛也成为国家队人员储备的后花园,2018年英格兰进入俄罗斯世界杯四强,桑乔、亚布拉罕等人让球迷看到了三狮军团的未来。
在国内,CBA的改革也印证了足改的必要性。2016年创建CBA公司至今,CBA联赛已进入“2.0时代”。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提供的媒体价值数据核算,CBA联赛的场边LED广告1分钟平均电视媒体价值已经达到1.1亿元。与此同时,据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透露,CBA目前每年的版权及赞助收入已经超过1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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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超公司在2018年营收可观,这也是俱乐部们对职业联盟的信心来源。
德勤发布的《中超联赛2018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显示,2018赛季,中超场均到场观众为2.4万人,累计收视人次达6.9亿人,中超公司的2018年总收入为15.93亿元。德勤预计,国内本土赛事赞助市场到2022年能够达到42.4亿元,其中足球占总比54%,预计可达22.7亿元。
▲图片数据来源于德勤《中超联赛2018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
不过就在2018年,足协、中超公司和俱乐部之间就出现过多次博弈。首先是北京中赫国安的耐克球衣风波。2018年5月,中超公司与耐克就球衣赞助续约了5+5合同,但国安俱乐部在谈判中投出了唯一一张反对票,这场风波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耐克同意为国安提供定制化的设计方案,国安为大局考虑与耐克和解。另一桩事件发生在2018年10月份,足协一纸通告成立了55人名单的国家集训队训练营,几乎没有给俱乐部反应时间便突然要求集结,当时正处赛季末的收官阶段,这样的做法直接影响了多支俱乐部的战斗力,进而影响了赛季成绩。
这两起事件放在中国足球过去20年的发展史里不值一提,但也说明了创建一个由俱乐部主权的职业联盟的必要性。就像刘奕在10月16日通报会上所言:“创建公司的核心在于希望由‘人’的变化带来‘事’的变化。”
在2018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总结大会上,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李毓毅在会上强调中国足球要深化管办分离,职业联盟推进的步伐是坚定的。创建职业联赛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好读懂,是为了真正做到中国足球联赛的职业化,从而对国字号球员水平产生反哺。于16支中超俱乐部,在职业联盟勾勒的蓝图里他们会成为直接受益者,但现实是否会像他们的理想一样丰满,这就有待市场的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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