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侃爷）曾经与中国有一段不解之缘。1987年，韦斯特的母亲唐达·韦斯特（Donda West）被美国芝加哥大学派往南京大学参加交流项目，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一年。当时10岁的韦斯特随母亲前往中国，并在南京夫子庙小学上了一年学。
2006年，韦斯特的母亲在自己的回忆录《Raising Kanye》中记录了韦斯特的成长历程，并在书中详细回忆了他们在南京的那一年。以下是韦斯特母亲在书中关于在南京生活的回忆部分：
▲韦斯特在乌镇游玩
当我第一次听说要离开我的孩子坎耶一年，去中国的南京大学担任英语老师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这是一个芝加哥州立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交流项目。不过当时的芝加哥大学英语系主任杰西·格林（Jesse Green）告诉我，我可以带着坎耶一起去中国，情况就不同了。我所关注的事情只有两件：首先是我的儿子，其次就是我能拿到我应得的工资。我无法离开我的儿子一个月，更别说让我一整年都不在他身边了。
在接到这个项目之前，除了在电视上和书本上接触过的只言片语，我几乎对中国一无所知，我甚至都从来没有考虑过到那个地方去。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能在中国生活一年会是一生难得的机会。
我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不久之后，我就带着坎耶登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那似乎是我经历过最长的一次飞行旅程——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安全降落了。下飞机之后，我按照出发前给我的提示办理入境。不过可能由于飞机抵达的时间太早了，南京大学的接机人员并没有出现在到达大厅中。这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人、语言、标语和习俗。在等待大约45分钟之后，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和一位学生赶到了机场与我们见面。我们的中国之旅由此开始。
我们的中国“初体验”便是交通。自行车真的无所不在。后来我才知道，只有那些政府公务人员才开得起私家车。这不太意外。街上密密麻麻都是自行车，留给汽车行驶的道路很狭窄。
坎耶那时才10岁，他是那个时候为数不多的来中国度过一整年的外国小孩之一。不过坎耶很快就在南京交到了一些朋友。来自墨西哥的迭戈（Diego），年龄与坎耶相仿，他半年前就来到了中国。他的父母都在南京大学教西班牙语。在南大外语系，大约有10名外国教授和专家任教，其中我和另外几个来自美国，还有来自英国的特雷沃（Trevor）、来自法国的艾莉（Ellie）、来自俄罗斯的拉莉莎（Larissa）、还有来自墨西哥的两位教授——也就是迭戈的父母、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女教授——她就住在我们的宿舍走廊对面。除了坎耶和迭戈，还有一名法国小朋友，他比坎耶小一点，大家都觉得他被家长宠坏了，他只有在父母的庇护下才表现出很快乐。
我们刚到南京之后的一个小时，迭戈就代表他的父母过来邀请我们一起去南京金陵饭店用餐。金陵饭店的装潢非常西式，当我们想要吃美式食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跑到这来。我们本来没想到这来吃饭，但他们推荐说这是个用餐的好地方，于是我们便决定一同前往。迭戈已经来中国半年了，他的中文说得很流利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迭戈常常担任我们的翻译，那个时候坎耶也正在学中文。我觉得中文很难，每个读音都有四个声调，不顾坎耶倒是乐在其中。他觉得“ma”这个读音很有趣，当它读第一声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妈妈”，而当它读第三声的时候，它的意思是“马”。坎耶非常喜欢重复这个梗，乐此不疲。
▲韦斯特在中国餐厅学习用筷子
在中国的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第一个星期，我就给我自己和坎耶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并且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拥挤的交通中骑着自行车自如穿梭。那是我们最原始的交通方式，跟那里的其他人一样。我们可没少骑车。
坎耶每天骑自行车上小学。他的学校离南京大学校园大概七、八个街区那么远。坎耶是班上唯一的外国小孩。虽然他已经10岁了，但由于语言障碍，他在中国只能上一年级。虽然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有些难堪，但他很快就适应了。他学习了数学、科学等课程，尤其是在语言上有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对于班上的同学来说，很多人可能都是第一次亲眼见着黑人小孩。老师们似乎也很喜欢他。但有一点让我很恼怒的是，班上的其他同学常常会朝着坎耶喊：“霹雳舞、霹雳舞。”那些小朋友几乎都不会英语，但是他们却知道霹雳舞这个词用英语怎么念。虽然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中国人对美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并不全是因为坎耶是黑人——但我还是很不爽。
没想到坎耶的霹雳舞技能还真有一天派上了用场——我不该对此感到意外的。他早就学会了用头顶着倒立旋转，不过我担心他这样伤到脖子，就禁止他这么做。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吃街上的烤羊肉串。我一直不太敢给他买那东西吃，因为在美国没有经过冷冻的羊肉是不允许销售的。我从来没给过坎耶零花钱，我想知道他哪来的钱买羊肉串的。原来他在利用自己的霹雳舞技“做生意”——如果有同学想看他表演霹雳舞的话，他会向他们收费。我劝坎耶最好不要再这么做，但我也从来没有真的去调查他有没有继续他的“生意”，只要他别再玩倒立就行。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再看到他吃羊肉串了，可能他已经不再那么做了。
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最常碰到的困扰可能要算去哪都有一堆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并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这么做，而是每一个看到我们的人都这样。在中国，盯着别人看并不是一件粗鲁的行为，而且我和坎耶在中国显然不是什么寻常事物。有一次，我们在南京夫子庙的一间店铺里，有几个中国人走进店里，对着坎耶指指点点。我还没反应过来，坎耶就已经用中文大声对着那几个中国人说道：“滚回去！”那几个人转身就走。我相信坎耶并没有恶意，他只是想让他们不要再对我们指手画脚。
但有一天我被老师请到坎耶的学校去，因为他又干了件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滚回去”跟这件事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南京大学的教室里没有暖气，至少在中国的南方都没有暖气。坎耶所在的小学教室里也没有暖气。为了保暖，学生们都穿着棉袄、戴着帽子和手套。
坎耶也像其他人一样穿着全套的保暖装备，除了他的手套——那是我们从美国带来的普通薄款手套。而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戴着没有手指的半截手套。我想那可能是为了书写的方便。看到坎耶的手套并没有露出手指，老师便走到坎耶面前想要拿下他的手套。老师可能用中文对坎耶说：“你上课的时候不能带手套。”老师可能尝试着将手套从坎耶手上脱下，但她没能成功。冲突爆发了。坎耶拽着手套的一头，老师拽着另一头。场面很僵持，语言障碍都没能阻止。眼见无法从老师手里夺回手套，情急之下，坎耶踢了老师一脚。在我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对坎耶非常生气，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踢过任何人，不管是老师还是长者。但这种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
很快，南京大学安排了一名翻译陪同我前往坎耶的小学，这样坎耶就能向老师道歉了。当我们赶到的时候，老师正在等我。她向翻译解释了事情的经过，翻译再向我转述。我告诉坎耶，我对他很失望，并告诫他永远不要再做出这样的事情。低着头，坎耶道歉了。我向老师解释道，我绝不会宽恕坎耶的行为，不过恐怕坎耶非戴手套不可。因为如果他手上生了冻疮，过中国海关的时候可能会被当作传染病人而拒绝放行。老师同意了我的请求，并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在冬天，要么坎耶可以戴着手套上课，要么可以不用去学校。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然而，还有一件事没解决。我问坎耶：“你知道当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的眼睛必须看着对方，眼神交流很重要。你刚才为什么要低着头呢？”
坎耶向我解释道：“如果刚才盯着老师看的话，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我这才恍然大悟。
在中国的一年，经常有外出学习的机会，那样的经历也非常有趣。我和坎耶与一群附近大学的非洲留学生成为了朋友，并且爱上了吃非洲菜。我们去了南京的很多地方，并且还在中国各地游玩。我们去了长城；还去了黄山——我从来没有像爬黄山这么累过，我们花了整整一天，我本来想坐缆车上山下山的，但坎耶坚持要不行，我又不放心将他交给我的同事们。
黄山的路异常险峻，在很多地方一不留神可能以后都再也没有机会爬山了。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征服了黄山，坐上了回南京的车。从黄山到南京有六个小时车程，一路颠簸。回到校园的时候我的脚已经肿得没法走路了。后来我是被人抬回宿舍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感觉世上没有比黄山更美的地方了。
▲韦斯特在黄山
圣诞节到了，我的朋友格伦达（Glenda）和亚历克西斯（Alexis）从美国来看望我和坎耶。之前很多人都说过要来中国看我们，但是只有他们两个做到了。中国人是不过圣诞节，当然也不会交换圣诞礼物，这让我和坎耶特别想家。不过在机场终于见到格伦达和亚历克西斯的时候，我们都十分兴奋，之前的郁闷一扫而光。我们一行五个人，还有一位是我的学生，她担任坎耶的中文老师。她简直是我们的救世主——帮我们买车票，给我们做向导。这些事对我来说比登天还难，但我的学生总能搞定这一切，让我们收获不少。
我和坎耶从广东坐轮船去过一次香港，两周后又去了泰国。中国新年的时候，学校会放六周长假。因为去日本太贵了，所以我选择去了香港和泰国。在香港，我们住在贫民窟的酒店里，酒店淋浴间在楼下大堂，房间里一点装饰也没有。即便如此，费用也要11美元一晚。我只承担得起那样的价位，再说，都到香港了，谁还会花时间在酒店房间里呢？
到泰国的第一站是曼谷。我带着坎耶一起去了曼谷的红灯区——我想去那儿看看，但又不可能把坎耶托给酒店的工作人员。那是在苏梅岛，那里的海滩真是美极了。假期结束后，一位教授（同时也是一名天主教神父）问坎耶，最喜欢假期去过的什么地方。坎耶回答：“泰国的裸体海滩。”这让我十分尴尬。
在中国许多美好的事物里，还有一件是我们在美国原本负担不起的很多开销，到了这里都变得可以接受了。坎耶还参加了太极拳培训班，而且学得相当好。每周他还有两堂私人绘画课程。每天晚上他还有家庭教师——主要是来自非洲津巴布韦的留学生Ezra——这样我们回国的时候，他的学业不至于落下。如果不是在中国，其中的任何一项开销我们都无力支付。我甚至每隔一天都会去接受针灸治疗，每次只要1.5美元左右。我觉得针灸和我的甲状腺药一样管用，所以我都不用吃药了。
毫无疑问，在中国生活是我们一生难得的机会，我想我们两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经历。我相信坎耶现在基本上已经快把中文忘光了，顶多也就记得一两个词汇吧。语言不像骑自行车：太久不用了，你会失去它。但在我脑海里常常会浮现起当年的画面——在大学里，在南京的每一个地方——就像是昨天刚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我敢肯定坎耶跟我有着同样的感受。
从芝加哥飞往上海的旅行让我们获益良多。格伦达和亚历克西斯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和格伦达家一起去威斯康星滑雪旅行过一两次。格伦达和我会坐在壁炉旁喝着热巧克力，两个孩子则会在外边滑上一整天的雪。我想，这个美好的轮回，算是中国之旅的又一个贡献吧。
2015年，韦斯特接受《PAPER》的采访再次谈起小时候在中国的那段经历（翻译：Gary White）：
十岁时我生活在中国，那时他们会过来搓我的脸，看我脸上的颜色能不能擦掉。那感觉很操蛋，但我觉得这样的经历是为了我能有一个世界的视野做准备，而那是我许多永远没有机会旅行的朋友们无法拥有的。如今很多时候，我的视野相比一些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所谓世界的人要更宽广，他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会考虑正在发生的一切，从旧金山的繁荣到非洲的贫穷—这就是宽广的视野。
我在中国读小学时，孩子们过来碰我的脸，就好像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黑人。不过那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如今的思维会很不一样。我会唱着：《永远不要让我失望》，“种族主义依然存在，他们只不过在隐瞒真相。”但对于下一代情况就不一定会这样。种族主义是被教会的，但对于后互联网，后iPad时代的新一代孩子们，这对他们而言影响不大，他们看书识字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刷卡。他们会觉得我们都是一个种族。我们肤色不同——我表兄们和我样子不一样但是我们是一家。我们都叫做人类，就是这么简单。人类正面临很多有趣的问题——贫困、战争、全球变暖、阶级歧视——我们必须共同克服他们。我们做成一个整体才能克服这些，并且我们一定可以。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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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由懒熊体育编译自Donda West回忆录《Raising Kan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