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蒂勒曼（Karl Tilleman）与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的第一次交手，是在1983年的泛美运动会上。蒂勒曼在那场比赛中砍下28分，压过乔丹的20分一头，但加拿大最终还是不敌美国队，在第二轮出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二人再度相遇：这次乔丹依旧拿到20分，蒂勒曼则仅有10分进账，加拿大吞下又一场失利。这位身高6英尺2英寸（约188厘米）的得分后卫由卡尔加里大学出品，在1984年NBA选秀第四轮被丹佛掘金选中。1988年的汉城（现为首尔），蒂勒曼迎来了他的奥运会告别战：他在与西班牙的比赛中砍下37分，单场十记三分球的记录至今只有卡梅隆·安东尼（Carmelo Anthony）能够复制。
但在1988年奥运会的那段时间里，比起不看人传球，蒂勒曼更关心的还是无罪申诉。他当时是杨百翰大学法学院的二年级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课程安排才得以前往汉城参赛。1990年春天从法学院毕业后，蒂勒曼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担任了一年的记录员工作，直到他获得了属于年轻律师的圣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职位。
在每年近1000名申请者中，只有36位年轻律师最终可以脱颖而出，得到这一声名显赫的职位（九位大法官每人最多可拥有四名助理，首席大法官则可有五名）。前法官助理们如今在常青藤精英的律师事务所、国会、学术界以及联邦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中便有四人担任过法官助理）等领域任职。1992到1993年间（按业内说法是“1992年十月任期”），蒂勒曼曾担任已退休的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以及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助理。但在蒂勒曼从加拿大国家队退役后，他的新工作与篮球的联系反而比设想的还要紧密。
这个国家头号法庭（court）的正上方是另一种“court”：胜利者的标准不是五票与多数意见，而是二十一分和至少两个球的领先优势。没错，在华盛顿东北第一街那座新古典主义式的宏伟建筑五层（同时也是顶层），是一座篮球场。两块有机玻璃篮板（1984年以前是木质的）挂在天花板上，离地只有14英尺4英寸（约4.37米）的距离。场地在2015年翻新后换成原始硬木地板，总体约为78英尺（约23.8米）长、37英尺（11.3米）宽，比94英尺（约28.7米）长、50英尺（约15.2米）宽的常规球场小。球场边线处就是墙壁，联邦最高法院的老鹰标志在中线处展开双翼。靠近入口处的一则标语写着：“开庭期间禁止打篮球和举重。”
如果你感觉这座体育馆看上去是事后而为，那是因为它本身即是如此：设计联邦最高法院时，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将顶层空间划作储存物品用。在联邦最高法院于1935年正式投入使用后，上世纪四十年代（具体时间无从考证），某个身份不明的人将储物室改造为了体育馆。1965年出版的《法律下的平等正义：美国生活中的最高法院》（Equal Justice Under Law: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Life）一书透露，是小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 Jr.）提议对储物室进行改造，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最高法院负责人办公室的证实。早年间，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曾将这片空间作为临时网球场，但篮球已经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运动。安保人员、食堂员工、法官助理和图书馆职员们都对球馆熟门熟路，就连法官们偶尔也会上楼来几局单挑。地面起初是由混凝土制成的，令人很难应付；整体空间相当狭小，天花板则过于低矮——但这反而为“全国最高球场（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同时指代“全国最高法院”）增添了一种怪异的魅力。
作为法官助理，蒂勒曼很高兴看到工作地点可以提供如此便捷的打球机会。尽管低矮的天花板限制了他的远投发挥，蒂勒曼还是经常和其他法官助理以及法院工作人员们一起打球。但在蒂勒曼心中，他最渴望的还是与托马斯同场竞技。几个月的时间里，蒂勒曼经常缠着托马斯邀请一起打球，但大法官从来没有给出肯定答复。
四月的时候，托马斯终于同意与他的助理们打一场篮球比赛。最高法院的新人们激动不已，特别是在他们看到大法官的球技之后。1991年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托马斯时年44岁，这位当时最年轻大法官的篮球技巧令蒂勒曼感到惊讶。但半小时后，托马斯抓着自己的左腿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恐惧的念头掠过蒂勒曼的脑海，“这不是真的。”
托马斯遭遇了跟腱断裂。接受手术后的一周，他不得不借助拐杖一瘸一拐地在法院里走来走去。随着蒂勒曼的助理任期接近尾声，托马斯与后者合影留念。大法官让摄影师拍摄全身照，这样可以露出他脚上的石膏。
“卡尔。”托马斯微笑着对自己的法官助理低声说道，“我希望你能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一直记得你对我做过的事。”蒂勒曼如今是菲尼克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把和托马斯的合影挂在自己办公室的电脑上方——旁边就是他面对迈克尔·乔丹防守的照片。
对那些曾在美国最高法院打球的前法官助理们而言，以大法官的身份回忆往昔无疑是美好的。1993年十月任期时，现任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接替退休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的（Anthony Kennedy）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不仅是肯尼迪的法官助理，还以柔顺的跳投手感和体育精神闻名。“对我这种大家伙而言，有他这样的队友简直棒极了。”当时在托马斯手下担任法官助理，如今已成为圣母大学法律教授的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说道，“我只要抢到篮板，把球给他快下就好了。这样一来，我往返球场的次数就少多了。”
如果卡瓦诺的任命得到确认，他可能很快就会接到长人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的快攻传球。戈萨奇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最新成员，曾于1993到1994年间担任肯尼迪和拜伦·怀特（Byron White）的法官助理。在去年的确认听证会上，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斯（Ted Cruz）询问道，戈萨奇是否“有幸”与怀特一起打过球。（克鲁斯用他特有的防御性口吻说道，“手、手肘和胳膊都是球的一部分，就连下巴也一样。”）戈萨奇表示，退休不久的怀特大法官有时候会玩“H-O-R-S-E”游戏，他的拿手戏是背对罚球线将球扔进篮筐。
在怀特于1962年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他最为人所知的称号是“快马（Whizzer）”。怀特在科罗拉多大学就读期间是三栖体育明星，并于1937年获得海斯曼奖第二名。三年后为底特律雄狮效力时，怀特首度成为赛季冲球码数第一人（生涯共两次获此荣誉），当时他正从耶鲁大学法学院休假。怀特成为大法官的八个月后，《体育画报》称其为“他所在时代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使得怀特毫无争议地跻身联邦最高法院顶尖运动员之列。
尽管怀特试图淡化自己在橄榄球场上的辉煌过往，但作为大法官的他保持了近乎贪婪的竞争欲，经常和法官助理们进行二对二比赛。曾在1980到1981年间担任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法官助理的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将怀特形容为“一块坚不可摧的岩石，他的一双巨手使得他可以轻松地控制球”。（至于他自己的运动水平，罗伯茨用前阿肯色主教练诺兰·理查森的名句自嘲道，“四十分钟的一无是处。”）比起精准的传球和颇具天赋的投篮技巧，身体对抗更能突显出怀特的比赛风格。这位身高6英尺1英寸的大法官会为抢一个篮板而不择手段，数不清的法官助理已经领教过怀特之肘的威力。
“如果你靠近边线处的那堵墙，他最爱干的事就是给你一肘把你顶翻在墙上，就像是冰球里那样。”在1987到1988年间担任怀特助理的理查德·科德雷（Richard Cordray）表示，“然后他就会大笑，为了从容应对，你也需要跟着一起笑。”
1971年十月任期期间，怀特在一次打球时受伤，不得不拄了几天拐杖。但他不希望比自己年轻几十岁的助理们表现出“敬老”的姿态。1983到1984年间担任怀特助理的凯文·沃森（Kevin Worthen）起初对自己应该如何防守一名年仅70岁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沃森身高6英尺5英寸（约1.95米），曾在东犹他州立大学司职中锋，因此他一开始对怀特的防守很松，结果激怒了他的上司。“我尝试有所保留，以便给我的上司以及我尊敬的人一些额外的空间，有意放慢步伐，结果很明显，他不希望看到这些。”如今担任杨百翰大学主席的沃森说道，“这让他有些恼火。”
曾作为怀特助理、长期担任克林顿家族律师的大卫·肯德尔（David Kendall）对此深有体会。“如果他觉得你被他吓到了，他是不会尊重你的。”怀特在法庭之上也秉承类似的态度，他会咄咄逼人地向律师发问，就他们的辩护展开争论，成为法官席上一种不怒自威般的存在。无论是在庭上还是在球场，怀特都用实际行动挑战了“智者法官”以及“无脑肌肉运动员”的刻板印象。
科德雷不仅有幸与怀特（他于1993年从联邦最高法院退休）对位，还曾和2010年接受任命的现任大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同场竞技。卡根在1987到1988年任期时担任瑟古德·马绍尔（Thurgood Marshall）大法官的助理，那时科德雷正在怀特手下工作。是那年的最佳球员之一，但他坚持要为队友们穿针引线，包括身高5英尺3英寸（约1.6米）、被马绍尔称作“小矮人”的卡根。“我会跟着里奇跑，然后他给我做掩护。”卡根回忆说，“我就想，‘好的，里奇为我做了一个掩护。我该试着命中跳投。’但我很少能投进。”
在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的113名大法官之中，卡根是仅有的四名女性之一。即便是在今天，法官助理的职位也严重向男性倾斜：《国家法律杂志》在2017年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自2005年以来，尽管女学生占到法学院的半数，但得到法官助理职位的男性要两倍于女性。而在篮球场，男性的主导地位同样明显。卡根能够安然地以法官助理的身份打球，因为她的部分女性同事也会加入其中。但曾于1996到1997年间担任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大法官助理的罗宾·伦哈特（Robin Lenhardt），在她的任期内则只能参加全男性的篮球比赛。伦哈特在高中时司职前锋，而在联邦最高法院的球场上，她始终坚持自我。瑞妮·莱托·勒纳（Renee Lettow Lerner）于同年担任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她只和女性同场竞技。潘达·海尔（Penda Hair）在1979到1980年间担任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大法官的助理，面对男性同事的打球邀请，她起初有些犹豫，随后还是选择加入。
“我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在联邦最高法院和法律行业内所处的位置。”目前在华盛顿担任民权律师的海尔回忆道，“所以我不认为应该存在全男性的篮球比赛。我知道我不是他们那样的好球员，但他们还是大方地让我加入其中。”
在1981年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大法官的桑德拉·戴伊·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明白，这座建筑中的男性统治已经弥散到五层的运动场之上。她在体育馆中设立了早间有氧训练课程，鼓励法院中的女性参加。卡根很喜欢打篮球，自然成了球馆常客——直到她成为糟糕场地的受害者。卡根落地后没有站稳，结果伤到了腿，她不得不前往医院治疗，成为已然拥挤的伤病席上又一名新员。（卡根还记得，在1987年十月任期一次打篮球受伤后，喜欢和自己的助理们一起打网球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不得不为自己的双打比赛物色替补人选）
某天，当卡根一瘸一拐地穿过走廊时，她迎面遇到了奥康纳。面对后者的询问，卡根回答说是在打篮球时伤到了自己。
奥康纳伤心地摇了摇头说道，“有氧训练课上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早在四十多年前，詹姆斯·达夫（James Duff）就首度踏上联邦最高法院的篮球场，但他仍然被那片熟悉而独特的区域所吸引。达夫在1971年的肯塔基大学校队中扮演龙套角色，那一年之后，一年级生无资格代表校队出场的规定被废除。达夫从未担任过法官助理，但以法官助手和顾问的身份在联邦最高法院任职。“吉姆·达夫。”1979到1980年间担任伯格法官助理的保罗·谢克特曼（Paul Shechtman）回忆称。一次，达夫在快攻中隔着两名对手给怀特大法官送出了一记完美的击地传球，后者用左手上篮得分。“好传球，达夫！”怀特喊道。达夫表示：“那只是一记传球，但我会永远铭记。”
2015年，罗伯茨任命达夫为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主任，该部门负责管理联邦司法机关并维持其运作。达夫曾于2006到2011年间担任这一职位，重新走马上任后，他最先拜访的地方便是联邦最高法院的篮球场。现如今，达夫偶尔还会在周五晚上回到这里独自投篮。对于过往的记忆不断涌现：达夫回想起与怀特大法官建立的篮球羁绊，在几个小时的比赛中生发出绵延一生的友谊。
对几代人而言，联邦最高法院的体育馆已成为一个躲避压力、长时间工作以及党派政治的温柔乡。1980年春，在布莱克门手下担任法官助理的比尔·墨菲（Bill Murphy）组织了一项囊括全部九个大法官席位的锦标赛。每支球队由四人组成，其中至少一人为女性。身穿“HAB（布莱克门全名缩写）79人”绿色球衣的布莱克门队在决赛中与伯格队相遇。比赛开始前，布莱克门的法官助理们在场内展开了写有“击败首席大法官”字样的巨型横幅，布莱克门本人也来到墙边为数不多的观众席位观战。但伯格队最终惊险取胜，获胜功臣当属时任法官助理尼尔·埃格尔斯顿（Neil Eggleston），他日后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白宫顾问，还与那天的对手潘达·海尔结为连理。
“法院那时正处于一年中充满压力的一段时期，因为法庭辩论逐渐减少，但还有很多积压的裁决需要处理、探讨并解决。”墨菲说道，“但锦标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减压和消遣的机会。”
对有些人而言，在法官裁决死刑案件时，联邦最高法院球馆是比平日更适合的避风港。在那些夜晚，于1998到1999年间担任大卫·苏特（David Souter）大法官助理的诺阿·费尔德曼（Noah Feldman）常常独自上楼投篮，等待着文件，在减压的同时思考当时情境的严重性。“从法院成员的角度而言，包括法官助理们，怎么描述那种严肃程度都不为过。这并不夸张，要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正悬而未决。”费尔德曼表示，“你的内心充满波动，希望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无误，确保公正得以实现。当这一切正在进行时，你真的需要一点喘息的时间。”
在联邦最高法院五楼的空间里，意识形态分歧被消解：严格解释宪法派不会攻击活宪法主义者，自由派也不会为了争取肯尼迪大法官（如今肯尼迪已经退休，换成罗伯茨大法官同样成立）的决定性一票而针对保守派。“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脱下制服，放下身份。”在2015到2016年间担任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助理的尼古拉斯·鲍伊（Nikolas Bowie）说道，“就只是打篮球而已。”
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中，司法部门通常被认为是维持联邦政府正常运转的最后一座堡垒，最高法院的篮球场承载了很多美国人对于政府的期待：无党派、不偏不倚而又和睦友善。篮球中没有另类事实——有赢家，亦有输家；公正，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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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为懒熊体育编译自Sports Illustrated，原文作者为Stanley K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