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现居纽约的南非记者Nadia Neophytou，她喜欢参加跑团和朋友们一起跑步，却因为仗义执言被跑团组织者移除群组，受到心理伤害的她是如何应对的呢？
在加入纽约市一个跑团三年后，我却被跑团组织者“踢出群聊”了。
这三年来我和跑团的成员们一起参加了五个马拉松赛事，完成了几千英里的跑程。然而，在质疑了团长对女组员的一些不妥行为后，我发现自己被他从跑团的私人群聊组中移除了。
尽管我自己也已经不怎么愿意待在这个团队里了，但这样突然被移除，感觉就像是在拳击场上毫无防备地挨了一拳——我本来可以在说出自己的想法后郑重地和其他二十五位成员告别，但这位团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机会。这种粗暴地做法让我感到很受伤。毕竟，《欲望都市》里的Carrie在被Berger甩了的时候还得到了一张他留下的便签，我却连一条短信也没收到就被移除了。
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被移出这个小组时感到如此受伤：这感觉就像一段真正的人际关系遭到破裂。我所感受到的这些被拒绝、被排除的悲伤失望的情绪，和我在经历真实生活中关系破裂时的情绪是一样的。
我的这种观点已经被相关研究所证实。研究表明，离开一个群体的感觉和与伴侣分手的感觉一样。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博士说：“两者都涉及大脑中与身体疼痛有关的神经区域。无论是在高中时受到孤立排挤，或是被赶出家门，当个体遭到群体的拒绝或排挤时，个体会经历一种社交痛苦，这种感受类似于一对恋人分手时所遭受的痛苦。事实上，群体的作用有时可以和浪漫的伴侣一样，成为一个人自我意识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可能换来的就是被孤立或被排挤的结果。最近在推特上发起#Metoo标签运动（女性在推特上发布帖文，讲述自己被骚扰和歧视的经历、并打上#Metoo的标签）就是证明这一事实最新最佳的例证。要知道，多数人可能会犹豫要不要发声，认为自己的遭遇是不光彩的、害怕自己遭人排挤。而在多数人都选择勇敢发声的形式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鼓励，大声讲出自己的遭遇，避免更多的女孩受到伤害。
这一运动也同样鼓舞了我——即使知道会牵扯到更多的人，会有更多的消极情绪等待我处理，以及更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对我取消关注。但一路走来，我已经学会如何应对，学会了反思并吸取教训，带着经验继续前行。
跑步的目标
像许多人一样，六年前我来到纽约市，想要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开始全新的生活。 慢慢地，我爱上了跑步，并在这个的200多个跑团中找到了适合我自己的一个加入，在这里和组员们一起分享对跑步的热爱。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梅斯特(Roy Baumeister）和马克·里亚利（Mark Leary）在1995年就提出，归属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情感需求。他们认为，亲密的社会关系是幸福的首要条件。个体的社会认同感来自于持久、积极的人际关系，这对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至关重要。而对于我来说，生活在纽约这样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归属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成为一个团体的一员并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正是我获取归属感的重要方式。
我在2013年8月知道了这个跑团，并在一个周末参加跑步营时认识了该跑团的团长、教练以及其他一些成员。那天的跑步营活动是由一些大型服装品牌赞助举办的，因此他们身上穿着该品牌的服装，那柔和的颜色深得我心。要知道，之前我也曾在跑步途中遇见过该团的成员，他们给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超然冷静的感觉，完全和我不搭。我喜欢穿亮眼的荧光粉跑步服，而他们则身着黑白色调，脚踩最新款的跑鞋。
然而，在之后的相处中我发现，我们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我们都喜欢听非洲加勒比风格的音乐，我们一起跑步，也一起开怀畅饮。于是，在一起跑了几天步，一起吃了碗拉面之后，我决定正式加入这个团体。于是我被拉进了群聊，我们的群聊小组是在一款名叫Strava跑步应用程序中创建的。
我们一般在周二和周四相约跑步，偶尔也在周末约跑，地点都在纽约市内。我们的足迹遍布纽约市的田径场、街道甚至是土路。我们聚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出门动动腿。相反，延长跑程、加快跑速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有的人想要将配速控制在5分钟以内，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一些人想要延长跑程，完成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我们在互动中培养团队精神，不断鼓励彼此。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分享喜悦；也互相倾诉工作家庭的烦心事，一起承担痛苦。我们携手进步，让自己在心理和身体上都更加强大进步，在跑步中学习和收获，跨过生活的阻碍，一起成为更好的跑者。
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于1949年提出团体动力学说。卢因认为，团体是一个动力整体。团体的本质在于其各成员间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间的依赖关系决定着团体的特性。一个团体中的成员可能性格各异的人，但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他们可以团结协作。我们的跑团就是该学说的最好例证，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不断超越自己的极限，我们中的许多人也的确做到了。很快，这个小团体成为我搬到纽约以来所维持的最长的人际关系。
然而，当听说我们的教练有虐待妇女的历史时，我对维持这段关系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其中一些遭受其虐待的女成员很直接地和我谈起自己的遭遇，她们有的受到言语欺凌，有的遭到身体虐待，一位前成员甚至说自己遭到了殴打。即使我不能直接证实这些说法，但是，作为我们跑团的唯一领导，自恃位高权重的教练似乎对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怎么避讳。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我爱这个集体，也喜欢待在这里的感觉，但是我却逐渐在心里质疑起这个领导者的所作所为。
出于信任，我向一位相熟的成员倾诉了自己的感受。然而第二天，当我想在Strava的私聊小组中上传自己的跑步记录进行打卡时，却发现自己找不到这个小组了。这个小组是我们互相监督的私密群聊组，我们在平时会上传自己的跑步记录，互相监督。我于是询问了那位和我聊天的朋友，她同时也是我们群聊小组的管理员，她告诉我，我的确被移出群聊了。后来，我们跑团专门召开了会议，来讨论之前对教练的指控，但同样地，并没有人通知我参加那次会议。（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会议上否认了成员们的指控，他的女朋友也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们传达了他的态度）。
当我从被踢出群聊的震惊和失落中缓过神来后，我开始进行社交媒体的清理工作，将自己和跑团的其他成员隔离开来。尽管这一切都是虚拟的，但正如可一个人很难平静的看着自己的前任再去和别人相识相爱一样，我也不愿意在离开这个团体后，再看着他们和新的成员团结友爱地打成一片。
我的离开对于整个团体来说，可能只是损失了一名成员，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失去的却是大约二十个伙伴，其中一位还是亲密的朋友。因此，我必须要和他们拉开距离，于是我开始对团中的成员取消关注，并删除好友。
尽管努力的和他们保持距离，但我经常还能在Instagram的内容推荐页面上看到他们的发的团队活动图片。Facebook上的“那年今日”功能也经常会让我看到过去的一些回忆。
我也不得不想办法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心理学家梅兰妮·格林伯格（Melanie Greenberg）曾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找一些活动来分散注意力，比如组织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最初离开跑团之后，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尽量缩短自己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阅读一些新的书籍，出门旅行亲近大自然等。过去，我从没有花过多少时间来建立跑团之外的友情。
一些人际关系学家也会建议人们专门留出一些时间来宣泄悲伤的情绪。因此，我也听了一些悲伤的歌，躺在床上吃零食等，颓废的发泄了一阵。我的确曾感到愤怒伤心，感觉自己的生活无法继续下去。但是，在冷静下来反思过后，我也明白，离开这个团体是明智的选择。
之后的日子里，如果我再有想要加入一个新组织的想法，我一定会提前做好充分的了解和预估，如果这个组织中的领导者或其他任何影响力的人有任何与我的道德或伦理观念不相符的地方，我都会立即停止，及时止损。
在回顾了我在跑团时所取得的个人成就，比如波士顿马拉松排位赛和一些刷新PB的马拉松赛事之后，我意识到团队给了我很多支持，但我自己才是那个超越种族界限，突破生理极限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帮助重建了我的自信。团队可以在我们我们超越自我极限的道路上提供积极的帮助，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明白，自己是可以做到实现梦想的。
在重新获得自我价值的同时，我明白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时，才能成为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未来，我也不会再害怕因为断绝人际关系而无法获得快乐了。
在面对情感破裂时，人际关系专家通常会建议那些心碎的人们多尝试运动。幸运的是，我已经完成了运动，也完成了自我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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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为懒熊体育编译自Quartz，原文作者为Nadia Neophyt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