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走到了尾声，有的人凯旋归来，有些人却为了不回国而使出了浑身解数。
白俄罗斯运动员克里斯蒂娜·季马诺夫斯卡娅（Kristina Timanovskaya）原定要参加女子200米预赛，却最终没能在赛场上出现。对于她来说，迫在眉睫的是寻找一个自己可以落脚的新国家。
在此之前，她在Instagram吐槽，教练通知自己必须代替一名队员参加4×400米接力赛，该队员因没有接受足够多的反兴奋剂检测而未获参赛资格。季马诺夫斯卡娅认为，自己作为运动员和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但在与主教练讨论过后，仍被从奥运会上撤下，并强行被带到了机场。
▲季马诺夫斯卡娅在日本羽田机场由警察护送。
“离开白俄罗斯边境的白俄罗斯人没有一个是安全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被绑架。”季马诺夫斯卡娅在Telegram上写道。
在日本羽田机场，拉着行李箱的季马诺夫斯卡娅拒绝登上回家的航班，日本警察的护送让她获得了一些安全感。据路透社8月3日的报道，她获得了波兰的庇护并将飞往华沙。季马诺夫斯卡娅的丈夫阿尔谢尼日达涅维奇（Arseni Zhdanevich）日前也已抵达华沙，并与妻子见了面。
季马诺夫斯卡娅担心自己回到白俄罗斯的人身安全不是毫无来由。路透社援引白俄罗斯STV电视台的报道称，白俄罗斯议会议员维塔利·乌特金认为，“这是针对白俄罗斯人民和她的运动员队友的背叛和变节”。
8月6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涉嫌强迫季马诺夫斯卡娅回国的两名白俄罗斯教练的资格，并将他们逐出奥运村。
白俄罗斯处于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的强权管理下已有27年。2020年，卢卡申科经受了一场抗议浪潮。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许多白俄罗斯运动员以政治歧视和当局监禁为由，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采取紧急行动。
▲去年，卢卡申科被禁止以该国国家奥委会（NOC）主席的身份参加奥运会。
相比季马诺夫斯卡娅直接和当局撕破脸，多数叛逃者更愿意偷偷摸摸地逃跑。
7月20日，乌干达举重运动员Julius Ssekitoleko（朱利叶斯·塞基托莱科）在距离名古屋不远的四日市被警方发现并拘留，在接受问讯的时候，他偶尔会忍不住抹眼泪。
此时距离他踏上日本国土已有一个月。实际上，塞基托莱科在抵达日本后没能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7月20日原本应是他返回乌干达的日子。
但在得知这一结果后，塞基托莱科选择了放手一搏。他拿着买好的车票逃往名古屋。新华社曾引援日本政府去年年底统计的数据，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居住着约150名乌干达人，是日本第二大乌干达移民聚居地。
在大阪府泉佐野的酒店，塞基托莱科还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有对自己叛逃的解释：“我想住在日本，因为在乌干达的生活太艰难了。”
逃亡的路并不好过，但他也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塞基托莱科在接受TBS采访的时候提到，他在逃跑时睡在废弃的车里，有一天他对一位路人说自己肚子很饿，路人便请他回家吃饭。
在回到乌干达之后，塞基托莱科被警方在没有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拘留，代表塞基托莱科的法律机构 Wameli & Co.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 Anthony Wameli 认为这属于非法拘留，已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无条件释放塞基托莱科。
“没有明确理由的拘留在乌干达很常见，当局可以做任何事情。”Wameli对NBC表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2019年全球最贫穷的25个国家”名单，乌干达的人均GDP不到800美元，在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中排名第15，而日本当年的人均GDP是乌干达的50倍，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塞基托莱科要叛逃。
▲塞基托莱科的训练环境。
2018年，17岁的塞基托莱科曾参加英联邦运动会男子56公斤级举重决赛并获得了第10名。这场比赛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据PA Media的报道，当时就有两名乌干达运动员以及来自卢旺达、喀麦隆的运动员都在比赛中失踪了。或许，塞基托莱科后来的叛逃便是受到他们的刺激和启发。
塞基托莱科不是今年奥运会期间唯一一名叛逃的乌干达运动员。
乌干达橄榄球队队长James Odong（詹姆斯·奥东）6月份在摩纳哥参加东京奥运最终资格赛期间失踪。当时，乌干达的两名运动员被检测出新冠肺炎阳性，在整个团队隔离期结束并需要做重新测试时，奥东却消失了。
在历史上，在奥运会上叛逃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已知的公开信息中，最早的叛逃出现在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当时的捷克运动员、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玛丽·普罗瓦兹尼科娃（Marie Provaznikova）拒绝返回捷克斯洛伐克，理由是捷克加入苏联后“缺乏自由”。
在伦敦逗留几个月后，普罗瓦兹尼科娃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享年101岁。
在非洲国家，叛逃尤为常见。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中，就有15名来自喀麦隆、厄立特里亚、刚果和苏丹的运动员叛逃离队，打算留在英国进行避难申请。
厄立特里亚18岁的加里斯拉斯对《卫报》说：“我深爱着我的国家，但那里缺乏人权，迫使我不得不寻求庇护。”在伦敦奥运会上，厄立特里亚共有12名运动员，三分之一都寻求了庇护。
奥运会不是酝酿叛逃者的唯一土壤。8月20日，《纽约时报》有报道称，缅甸足球运动员Ko Pyae Lyan Aung在日本获得了庇护，这在日本是鲜见的，毕竟日本每年接受不到1%的寻求庇护者，去年只批准了47项庇护申请。
缅甸军政府自2月1日政变以来残酷镇压了反对派。Ko Pyae Lyan Aung 在随队参加在日本举行的 FIFA 世界杯预选赛时，首场比赛前，他在球场上竖起了三指敬礼反抗自己的国家，这个手势因电影《饥饿游戏》而广为流传。他的抗议引发了媒体的激烈报道，使他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如果他回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在登机返程前不久，Ko Pyae Lyan Aung向护照检查处的日本移民官员寻求庇护。
有些选手则是垂涎于发达国家的资源、教练和职业培训体系已久。
古巴运动员叛逃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中不乏棒球运动员、拳击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今年5月，古巴棒球明星塞萨尔·普列托 （César Prieto)）在佛罗里达州参加奥运会预选赛时从国家队叛逃。
维基百科上甚至特地创建了一个名为“从古巴叛逃的棒球运动员名单”（ List of baseball players who defected from Cuba）的词条，列举了自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担任总统以来超过100名叛逃的古巴棒球运动员，让人叹为观止。
东京奥运会已经闭幕，但是对于乌干达、白俄罗斯、古巴等国家而言，叛逃者恐怕还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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