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搞笑，怎么会有人因为一双鞋而去抢劫杀人？
不要怀疑，这是真的。1989年5月，17岁的少年詹姆斯·大卫·马丁（James David Martin）带着15岁的男孩麦克·尤金·托马斯（Michael Eugene Thomas）走进了一片小树林。之后，马丁掐死了托马斯，并抢走了他两周之前刚买的Air Jordan球鞋。
美国《体育画报》在1990年对这起恶性事件进行了封面报道：要鞋还是要命？球鞋和运动服太火了，有时候甚至火得过头了，年轻人可能因此被抢劫，甚至丧命。这是谁的错？
20多年过去了，类似案件却并未绝迹。
2014年2月，弗吉尼亚联合大学一名20岁的学生卡伦·李（Kahron Lee），深夜回家，遇见19岁的威利·D·李（Willie D. Lee）。威利试图抢夺卡伦的Air Jordan运动鞋，期间开枪打死卡伦，最终被判入狱44年。
2014年3月，纽约一家乔丹专卖店首次发售Air Jordan Future系列球鞋。热情的购买者在门口排起长龙。但人群随后开始混乱，一名女性在推搡中出于自卫，从包里掏出一罐辣椒喷雾喷向人群，场面一度失控。
201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Brockton地区，接连发生多起与球鞋有关的暴力事件。一名16岁少年被持刀者抢走球鞋；一名18岁学生被4个陌生人群殴，目标是他的Air Force 1s；更有歹徒闯入受害者家中，把全家人绑了起来，偷走了一双球鞋。
2015年11月，GQ杂志推出一部关于球鞋文化的纪录片《Sneakerheadz》，片中报道，目前全球每年约有1200人死于与球鞋相关的犯罪行为，再次将这个话题推向风口浪尖。
球鞋和犯罪，看似毫无关联，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二者纠缠不断。关于这种奇怪现象的背后原因，各方都有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创造出球鞋这一“罪恶源头”的运动品牌公司。批评者表示，像耐克这样的大公司明明知道自己的产品人人垂涎，还不断通过广告造势，炒起话题，并总是限量发售新品。
里克·特朗德尔（RickTelander）是《体育画报》球鞋犯罪封面文章的作者，他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球鞋是血汗工厂的产物，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它们的虚名完全来自媒体的影响力。
“在我看来，”特朗德尔说，“广告和电视宣传攻势越来越高级，它们能创造出原来并不存在的需求。这是一场青少年和广告商之间不公平的战争。广告商的阵营中有乔丹和斯派克·李这样的人。他们的对手却是一个个麻烦不断的家庭——不着家的老爸，打几份工的老妈，十几岁的小屁孩。”
卡莱尔·加里克（Carlyle Garrick）是前俄勒冈大学橄榄球队的一名队员，他拍摄过一部名为《鞋》的视频短片，用虚构的手法痛陈了球鞋崇拜的根源和危险。他认为耐克和他们的广告公司Wieden+Kennedy应该对这类现象负责，因为他们联手创造了一种穷奢极欲的球鞋狂热。加里克的一个朋友曾经带着一车珍稀版本的球鞋去旧金山开店，路上被人抢走了所有的存货。
“球鞋不是所有犯罪的原因，但耐克本可以在制止相关犯罪行为方面做得更多。”加里克一直对耐克这种彩票抽奖式的新品发布流程有意见，这是一种人工造成的短缺状态，而且会进一步刺激需求，人们会更加百爪挠心地想得到耐克本来可以无限量生产的球鞋，恶果就由此蔓延。在与球鞋相关的犯罪事件频出的背景下，球鞋和广告公司却在一直回避他们的责任，加里克对此十分气愤。
甚至有人直接向乔丹问责。《纽约邮报》作者菲尔·穆什尼克（Phil Mushnick）就表示，那些商家出钱为他们做广告的人才该被指责，比如篮球巨星乔丹、著名篮球教练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以及电影导演和演员斯派克·李（Spike Lee，他参演了乔丹的球鞋广告）。穆什尼克称，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注意避免在广告中传播不正确的价值观。
西方哲学学者道格拉斯·克尔纳曾将耐克和乔丹的结合称为“邪恶联盟（Unholy Alliance）”，指出双方通过合作各取所需，然后利用他们二者结合产生的令人无法抗拒的名气为他们的利益帝国不断吸金。
即便是乔丹的同行，也有人不站在他这边。2015年10月，现CBA北京首钢篮球队球员斯蒂芬·马布里指责乔丹对“因球鞋而丧命的孩子”负有责任，同时宣布自己的15美元定价的“星布里”球鞋重回市场。
乔丹本人听到文章开头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格外悲伤，《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乔丹当时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哽咽着说：“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斯派克·李对于这种指责很不服气，他回应说：“把这一条条美国人的命归咎于我、乔丹和汤普森，这显然太蠢了，”他反问，“你是不是还得说球鞋才是罪魁祸首？”
球鞋不会杀人，人才会杀人。《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球鞋谋杀案》称，商家虽然用广告来营造噱头，但他们只是在迎合市场需求，并没有创造需求。他们只是在自由市场系统内合理地利用规则赚钱。
斯派克·李说，社会中的价值观扭曲了，人们太物质主义了，导致他们忽视了引起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球鞋问题引发的争议或许会有一些积极作用，比如提升企业在社区中的责任感。“家庭结构的坍塌才是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他说。
美国网站Complex的一篇文章《要鞋还是要命：25年后，球鞋犯罪有改变吗？》曾经探讨过这一问题。社会学家认为，生活在大城市中贫困区的青年，尤其是黑人青年，对于提升社会地位、改变生活处境可能存在绝望的情绪。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生存选择太少。
在大城市的贫民窟或者落后地区，青少年很容易成为校园凌虐的对象。在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方式还是家长式的，而不是平等的。底层青年需要偶像，而这些偶像不该是街区里腰缠万贯的毒贩子和衣着艳俗的皮条客。
▲乔丹已经成为一些穷困的黑人孩子的偶像，告诉他们天赋和努力能够改变原本的命运。
在这个时候，乔丹和斯派克·李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他们是这些贫民区青年的道德偶像。他们既有天赋，又勤奋努力，他们通过合理的手段改变甚至拯救了自己。
“如果乔丹能够站出来说句话，”加里克说，“如果这些惨剧能够改变哪怕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值得的。”不过，多年以来，乔丹一直对球鞋可能致人死地的事件保持缄默。
乌迪·阿夫沙洛姆（Udi Avshalom）是一家运动鞋连锁店的老板，他表示，人们对耐克和球星的指责有些言过其实。“耐克已经做得挺好了。穿上耐克球鞋，哪怕是那些居住在布鲁克林最混乱地带的孩子，都能昂首挺胸地走路。耐克让孩子们有了自豪的理由，而且只花50到100美元。”在他看来，这些球鞋不仅是穿在脚上的产品，还是一种象征：如果乔丹、斯派克·李的人生轨迹可以这样走，那么我也可以。
斯派克·李曾经回应过人们就此问题针对他的指责：“我们应该努力改变孩子们对一双球鞋、一件外衣以及黄金这样的物品的迷恋。这些孩子觉得自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其他机会。“
犯罪就是犯罪。小孩会偷球鞋，就会偷iPhone、手表，偷所有能给他们的不堪生活带来高光时刻的东西，哪怕这种风光只是短短一瞬。
懒熊体育记者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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