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5月2日报道，上周，中国足协在新疆召开了中超和中甲俱乐部财务工作会议，研究俱乐部财务健康化问题，并计划推出财务公平政策。当天，腾讯体育、虎扑体育等多家媒体也纷纷跟进了这一消息。
据懒熊体育了解，中国足协向各俱乐部下发了两份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其中一份涉及俱乐部内控管理，另一份则是关于财务公平政策（暂且叫做中国足协版“财务公平法案”）。
三大财务量化要求
在这份中国足协版“财务公平法案”中 ，足协计划对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包括中超和中甲）的财务经营进行监督和管控。懒熊体育了解，主要的财务量化要求涉及三块：限制俱乐部亏损额、球员薪资空间，以及规定青训投入占比。
足协将盈亏平衡作为重点监督考核的指标。俱乐部盈亏平衡考核以每3年为一个监管周期，足协计划将2021年作为首次正式进行财务监管考核的年份，以2018-2020连续三年作为俱乐部的财务监管考核的过渡期。
作为过渡期内的指引性财务指标，3年累计亏损限额作为2021年正式监管考核指标。其中，中超俱乐部在2018、2019和2020年的指导性亏损限额（只是参考数据，不是固定数）分别为2亿元（除特殊标注，本文货币单位为人民币）、1.5亿、1亿，三年累计亏损额的正式指标（固定数）为4.5亿。中甲俱乐部上述四项数据则分别为5000万、4500万、4000万和1.35亿。
▲中国足协计划限定职业俱乐部亏损额
如果俱乐部在2021年提交的3年累计亏损超过了上述限额，那么，股东和/或其他关联方可以在2021年准入审查工作结束前，以增加股东权益的方式向俱乐部增资弥补超过亏损限额的部分。但是通过补充权益后的亏损最高限额，亦不得超过上述标准的3倍，即中超俱乐部累计亏损13.5亿元，中甲俱乐部累计亏损4.05亿元。当然，股东和关联方以增加股东权益的方式承担亏损时，必须符合足协相关规定。
过渡期后，从2021年开始设立单年亏损限额标准，监管周期仍为3年。如果俱乐部在每一个监管周期内单年亏损超标，那么足协有权进行处罚，处罚方式包括限制其下赛季引援名额等。财务监管机构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下一个周期的盈亏平衡指标。
中国足协要求职业足球俱乐部合理安排和确定每年用于支付球员薪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签字费等所有与人工成本相关的支出）的资金比例。具体来说，各俱乐部每年用于支付已注册的一线球员（不含预备队）的薪酬类支出不得超过全年盈亏平衡计算中收入总额的 75%。如果俱乐部该比例超过了75%，中国足协将认为该职业足球俱乐部不符合财务监管要求。如果中国足协发现有俱乐部采取阴阳合同行为，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罚。
另外，足协还对青训投入下了监管规定，要求中超和中甲各俱乐部设立专门的会计科目对青训支出进行核算，在2018年至2020年的第一个3年监管期内，中超和中甲各俱乐部每年青训支出分别达到该年盈亏平衡计算中成本费用总支出的10%（2018年）、12%（2019年）和15%（2020年）。
必须注意的一点，两份文件目前都是《征求意见稿》，并非最终定稿，也就是说具体条款中规定的数目存在调整的可能性。但是，中国足协推出财务公平政策，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除了出现在竞赛中，公平还应该体现在财务和社会两个维度。
职业体育三大公平原则
众所周知，体育赛场是讲究规则的公平之地。但在中国足球市场，媒体和粉丝谈论最多的公平，主要是竞赛公平。除了竞赛公平，职业体育里的公平，还包括社会公平和财务公平。社会公平指的是俱乐部投资者需承担社会责任，最最起码不能是反社会势力、暴力团体等。
而财务公平则是要求各职业俱乐部在管理监督者规定的财务规则下开展运营，规范财务行为，控制赤字。
均衡性是一个体育赛事或者职业联盟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论竞赛成绩，英超球会在欧洲赛场早早被西甲抛在身后，皇马和巴萨包揽了最近十座欧冠冠军中的六座。但2016/17赛季，西甲联赛收入是36亿欧元，而英超预计达52亿英镑，相当于西甲的1.63倍。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在于英超的发展较西甲均衡很多。英超有六巨头，还有中游部队，而西甲在很多人眼里就是皇马和巴萨的二龙戏珠。
保证一个联赛均衡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很多，财务公平是其中的关键一条。
北美体育联盟通过工资帽、奢侈税等财务监管手段来确保联盟的均衡性，防止贫富悬殊，规避马太效应，让联赛悬念重生，不断孕育新的冠军和偶像英雄，常看常新，富有蓬勃生命力。
1995年博斯曼法案的出台，加速了欧洲球员的自由流动。但过度商业化给欧洲足球带来的隐忧也不容轻视。2011年，欧足联各成员协会旗下顶级联赛的600多家俱乐部总净亏损额约17亿欧元，为2007年三倍。这一年，欧足联各成员协会旗下的顶级联赛俱乐部当中，63%出现营业亏损，55%存在净亏损，38%拥有净负资产，面临资不抵债的风险。
▲欧足联财务公平法案
其中还不乏像投资方在俄罗斯安郅·马哈奇卡拉和西班牙马拉加身上疯狂烧钱，后又迅速撤资退出让俱乐部元气大伤的现象。
基于这样的背景，欧足联于2009年9月在执委会上通过财务公平法案（UEFA Financial Fair Play Regulations），2011年开始正式实施。
财务公平法案尽管遇到阻力，但也取得了效果。欧足联各成员协会旗下顶级联赛的俱乐部总亏损从2011年的16.7亿欧元，降至2014年的4.86亿欧元，逾期应付款项从2011年的5700万欧元降至2015年的500万欧元。
如果说博斯曼法案给欧洲足球插上了资本化和商业化的翅膀，那么财政公平法案则是对博斯曼方案的补充，是放风筝人手中的线，保证风筝平稳飞行。
中超：烧钱飞奔也有副作用
自2016赛季起，中超大踏步进入疯狂的金元岁月。德国《转会市场》数据显示，中超在2016年初以3.3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引援投入成为那年全球冬窗“烧钱”第一联赛。半年后的夏窗，中超16队又累计投入1.28亿欧元（约合9.46亿人民币）。
随之而来的，还有高得惊人的球员薪资。《天空体育》2016年底报道称，当时世界足坛年薪前10的球员，中超占据4席。上海上港外援奥斯卡当年的年薪为税后2400万欧元，与奥斯卡同队的巴西籍同胞浩克2000万欧元，山东鲁能的佩莱1600万欧元，河北华夏幸福的拉维奇1500万欧元。
在很多人看来，不光外援，本土球员的平均工资同样偏高，至少明显高于同等实力的日韩球员。
尽管场均上座人数已跻身全球前列，但中超依然是后发者，联赛发展依然处于早期阶段。俱乐部欲求在赛场取得优异战绩，以高于欧美俱乐部的价格引进大牌球员和教练，完全可以理解。
但疯狂烧钱的“副作用”也同样不小。
2017年，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营收5.28亿元。这可是中超最会挣钱的俱乐部，其他俱乐部的收入可想而知。这一年，恒大淘宝俱乐部亏损9.87亿元，过去五年累计亏损超过38亿元。
据中国足协的财务咨询服务机构普华永道公布的数据，2016赛季，中超总收入70.82亿元，但总成本则高达110.14亿元，总亏损39.32亿元；中超俱乐部平均收入为4.43亿元。成本方面，中超俱乐部平均成本为6.88亿元。其中，中超各俱乐部人工成本在总成本费用（球员教练工资奖金）中占到了67%，为最大支出，德甲则是42%，英超都不过58%。
一方面是不断高企的成本，另一方面却是始终低空盘旋的营收。各俱乐部持续的高投入和亏损，给联赛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一个连续巨亏的俱乐部在中超夺取七连冠所带来的示范作用，都不言而喻。
▲恒大的七连冠究竟是中超的幸事还是悲哀？
同处东亚的日韩球员，以留洋欧洲，征战全世界最顶级的职业联赛为荣。郑智年近四十，在俱乐部和国家队依然难以取代，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征战过苏超和英超。高水平联赛给球员留下的财富，在郑智身上可以窥见。
但当今的中国本土球员出国的少之又少。抛开实力因素外，出国后根本不可能收获在国内同等收入，也是重要原因。
俱乐部的高收入，还会削弱球员在国家队的进取心和投入度。谁都知道，在国家队受伤可是直接减少在俱乐部的收入。
此前，中国足协先后推出了U23新政和引援调节费政策，财务公平政策的推出，可以看做是前述政策的补充和延伸。不管前面两剂猛药引发过不少争议，财务公平政策的推出，至少在方向和理念上，应该得到肯定。
但政策的制定从来不是事情的全部，政策的运用和落实才真正考验管理者水平。
中超联赛早期，中国足协曾下达过限薪令，要求各俱乐部每名球员的工资不得超过500万。但后来在各俱乐部军备竞赛之下，球员工资如烈火烹油节节攀升，所谓限薪令也最终没了下文。足协管控球员薪资和俱乐部财务经营的初衷绝对值得褒奖，但更需要考虑如何让财务公平法案真正落到实处，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阴阳合同的现象。
毕竟，能落实的政策，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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